论世界语理想与弱小民族文学的中译

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上海 200083）

提要：世界语运动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并曾对中国现代文化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作为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工辅助语，它在跨语际实践中体现了复杂的文化功能：20世纪中国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译介多以中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对象，其中包含了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和弱小民族的对抗意识的矛盾并存，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发生的内在紧张，值得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予以关注。
关键词：世界语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中国文学现代性

一
在跨语际实践研究中，基于译入语的文化、文学立场，对于中外文学翻译实践的探讨，既不能止于作为译介结果的中译本，也不能忽视译本的存在而简单地返回原文，直接从原文讨论跨越中外文化界限的文学异同和文学影响问题，而应认识到，跨语际翻译并非语言间完全等值的转换，相反，这种等值关系只不过是历史形成的一种假定。而这种历史的形成过程，正包含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经验对另一种文化的表述、翻译或者阐释的服从[1]，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紧张的实践场所。因此，对跨语际的文学翻译活动而言，中介语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以往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不是重视不够，就是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没有作为问题被提出、关注，更没有被认真探讨。
在20世纪上半期大量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中，以原文直接移译者当然占据多数，其中，英文占有绝对多数，其次为俄语和日语。但同时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的现象也十分多见，最突出的是经日语之中介对欧美文学的译介。这主要取决于当时介绍者心情的迫切和译者所掌握外语的限制。这种通过第三语言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是一种摆渡，也是一种过滤，必然会带来此语言及其所在国的时代文化思潮的某些特征。而在其中，通过世界语（Esperanto） [2]作为中介而进行的中译活动，却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世界语并不是民族语言，而是一种人工创造的世界辅助语。如果说，前者在中国语境中为完成外国文学中译的文化使命而带入了该语言所属民族的文化特征的话，那么，世界语作为翻译中介语，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它是20世纪（特别是上半叶）弱小民族文学中译实践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作为跨文化实践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中译活动之一部分，以世界语为中介的译介活动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这种特殊性，一方面缘于世界语运动本身，包括它的原初理念和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文化运动的历史展开方式。在世界语的起源和流播的过程中，它原本所具有的文化理想，在它所经之处所具有的文化背景、所夹带的思想与文化思潮，都与具体的文学与文化译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对中国文学带来了相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决定于所译介的对象。在大量的外国文学中译的作品中，到底有多少作品是从世界语转译，或者直接将世界语创作翻译成中文，现在还无法做出完整精确的统计。也许与数量庞大的中译整体相比，这一部分数字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如果从它所曾产生的文化影响角度来看，尤其是如果不是将翻译作为一种机械地寻找对等物，而是看作一种跨语际实践，其所隐含的意义就不容忽视了。而世界语运动本身与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中译活动，两者在20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又有着特殊的关联，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然而，在20世纪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中，世界语运动作为一场波及世界许多地域的文化思潮，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以世界语（Esperanto）作为中介语的跨语际实践活动，在一般的研究叙述中也极少涉及[3]。完整地探讨世界语在现代世界、甚至是在中国现代史中的意义不是本文的任务[4]，这里只就中国20世纪上半期，以世界语为中介语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特别是在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过程中所取的特殊作用展开论述，以探讨其作为一场国际语言运动和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二，
世界语是自17世纪以来500多种人工国际语言方案中最终留存下来的极少数国际辅助语之一，作为一种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工语言，其萌芽和产生，以至最后在全球一定人群中具有相当规模的影响，都有着具体的思想和文化背景。自从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D-ro L.L.Zamenhof 1859-1917)1887年创立世界语以来，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语作为一项语言和文化活动，几乎遍布了世界各地，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与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并自然演化而来的方言和民族语言相比，世界语（Esperanto）作为一种近代人工语言，其诞生就包含有内在的理想色彩。它是一种典型的对人类“巴别塔”宿命进行抗争的行为。作为生长在波兰这个多民族国家犹太人，消除民族的敌视与隔阂，建立人类博爱的大家庭，是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方案的原初动力。著名的《世界语主义宣言》（Deklaracio pri Esperantismo）中就包括了绝对中立、绝不干涉人民的内部生活、也决不排斥现存各种国语、拒绝有关这个语言的一切特权等等运动主张，明确地以“人类一员主义”作为世界语的内在理想[5]，后来被世界语者称为世界语主义（Esperantismo）。尽管这一原初理想以中立性的面目出现，但其中已包含了对民族和语言强权的对抗和对弱小民族的同情因子。在之后的世界历史动荡和国际性传播过程中，它几经变化，演绎出许多曲折变奏，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和矛盾。
世界语诞生后不久（19、20世纪之交）即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参与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几乎与世界语本身一样。它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不仅在语言、文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渗入到思想、文化、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并一度作为体制化的语言教育规范，从而在思想观念和语言文字两个方面，同时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在文学思潮和文学翻译等层面都有相应的展开。反过来，对于世界语运动而言，中国世界语运动也已汇入这一国际性文化潮流，并将不同时期的某些中国文化因素带入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改变了国际世界语运动的演化轨迹。
在中国第一批世界语传播者和拥护者中，无政府主义者最为突出[6]，但也还有“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甚至包括不持什么主义只是朦胧地憧憬某种大同社会，追求着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思想者” [7]也积极参与其中，即使上述那些列于名字，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纯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具有社会改革家的理想，都希望摆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衰退羸弱局面。特别是当与中国弱小民族的地位和反抗强权普遍意识相契合时，更在那位波兰医生的理想中找到了共同点。后者在1905年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说道：“在我们的大会上，不存在大的民族和弱小的民族；也不存在有特权的民族和无特权的民族……我们的大会为全人类真正的大同做了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和世界语本身，折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某种批判现实、建构民族国家和改造社会的情感和理想。到30年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进一步发展，各种世界语团体已经遍及一些中小城市，世界语学校或学习班更是多如雨后之春笋。同时，随着政治文化形式的变化，世界语运动也与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密切相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8]正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分支机构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世界语开始用于国内外抗日信息的传播，“语联”转入地下，公开机构是“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世界》杂志。抗战爆发后，“语联”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更直接地将世界语运动引入民族解放的革命之中[9]。
另外，世界语运动与中国现代的文字改革运动相结合，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变革中的突出现象。建构新的民族语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化课题，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努力，最终被历史证明具有长远的生命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特别是在旧的语言被新文化斗士所否定，而新的还没有成型和站稳脚跟时，未来的名目曾经是那样扑朔迷离，新文化运动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而被称为“万国新语”的世界语也是其中的一种，钱玄同、吴稚晖等人便提出将世界语替代民族语言的激烈主张[10]，这在世界语运动史上是少见的。虽然这种初期的极端化的主张在当时就引起批评并很快从主流文化空间中淡出，但世界语理想在中国语言文化变革中远没有丧失其历史作用。一直到30年代，世界语理念及其语言文字模式仍在文字革新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它已经被进一步中国化，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在汉字拉丁化运动中。许多世界语者都参与其中，而他们的大众化、拼音化和拉丁化主张，正与世界语特点和理想相通[11]。

三，
世界语在跨语际实践中的功能意义，除了体现在思想文化和语言文字变革等领域外，对中国新文学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它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构成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如上所述，20世纪早期的那些世界语运动倡导者们的主张和活动，主要还是限于政治和社会革命学说的领域，一般并不与文学运动发生直接关系。不过，世界语在中国现代思想的演进和现代文化的构成方面还是起着特殊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对于中国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形成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日渐显现。
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鲁迅等许多新文学作家都先后积极参与其中。鲁迅曾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董事并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程；周作人于1923年担任北京世界语学会会长；瞿秋白、茅盾等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积极提倡世界语，丁玲当时就曾加入世界语班学习。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中参与世界语活动或曾学习世界语的还有：王鲁彦、萧军、萧红、叶君健、金克木、楼适夷等。这些作家先后参与，显示了世界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结合。表现之二是，世界语作为一种特殊的中介语言，对引进外国近现代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外来资源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既表现在译介的特定对象方面，也表现在译介过程中包含的特定价值内涵上。当然，与20世纪上半期数量庞大的外国文学中译作品相比，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译作，只占一小部分。如果仅仅从数量角度来衡量它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作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12]，这也是该现象不被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所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第一地的倡导者们本身就是早期世界语运动的提倡和参与者，他们关于世界语的主张及其活动，对于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而鲁迅对世界语的态度，对于新文学的作用更大，影响也更直接。
1908年，张继在日本举办世界语讲座时，鲁迅也加入了听众的行列。经过学习，他对国际语的历史、柴门霍夫的理想和世界语的特点有了深刻的理解，为日后同情、支持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尽管鲁迅没有在理论上对世界语的意义做过多少直接的说明，但他还是出任蔡元培执长的北京世界语学校董事，并担任《中国小说史略》的课程，称世界语为渡向“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之彼岸的独木小舟 [13]。为了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特别是中东欧弱小国家文学作品，鲁迅对作为中介的世界语则尤其重视，热情支持世界语中译工作。1929年6月，他在谈到为什么采用世界语译本翻译时说道：
“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所以暂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和漂亮的曼殊斐儿之类。[14]”
他还在自己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物上为世界语的译作提供发表园地。即使在病危时，鲁迅仍然没有忘记对世界语的支持，他在给世界社的复信中写道：“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15]”体现了鲁迅对世界语的一贯态度。更重要的是，鲁迅凭借其在新文坛上的影响，积极推动世界语在介绍外国文学，在中外文学关系的跨语际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20世纪上半期的以世界语为中介的中外文学译介者中，包括巴金、王鲁彦、孙用、钟宪民、金克木、楼适夷、魏荒弩、胡愈之等作家和翻译家，其中大部分人都与鲁迅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受鲁迅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当中，翻译数量较多的王鲁彦、孙用和钟宪民三人，都是浙江籍，其中王鲁彦作为“乡土文学”作家和世界语翻译家，是直接受鲁迅影响的；后两人以主要以翻译为主，也都因为世界语翻译而与鲁迅有过直接联系。而巴金不仅一生积极参与世界语运动，翻译世界语作品，还曾用世界语写作，成为现代少有的几个直接以世界语写作的作家之一。
巴金的世界语活动和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据统计，他一生有关世界语的译著有90万字之多[16]。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巴金，对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关注，几乎贯穿了整个文学生命的始终。1921年，17岁的巴金刚刚接触世界语，就为其理想所感动，在当年写下的《世界语之特点》[17]一文中说：“（主义正大）世界语主义就是在使不通语言的民族，可以互相通达情意，而融化国家、种族的界限，以建设一个大同的世界。” 对世界语文学更是抱了热烈的希望，认为它具有美好的前景：“在现今的世界上苦难太多了。……世界语文学便是来去掉人类间的隔膜，激起他们的共同感情，使他们结合起来应付苦难，来谋全体的幸福。世界语文学是传播同情和友爱的工具，给那般不幸的受苦的人以一点爱情，一点安慰，一点勇气，使他们不致灰心，不致离开生活的正路。”[18]
1928年巴金游学巴黎，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世界语运动组织者的胡愈之，并由此结下一生的友谊。同年，发表以世界语写作的独幕剧《在黑暗中》[19]，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世界语原文创作之一。5年后，又发表世界语短篇小说《我的弟弟》[20]。此外，巴金通过世界语先后翻译了30多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它们包括：一首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21]、五个剧本：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戏剧集《骷髅的跳舞》[22]、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戏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两个短篇小说：保加利亚那密若夫（Dobri Nemirov）的《笑》和罗马尼亚伏奈斯蒂的《加斯多尔的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23] 。正是在这篇作品情绪的感染下，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作品哀婉动人的抒情基调，与尤利•巴基的十分契合。直到晚年，他还是不减对世界语的热情，认为“世界语能够表达复杂深厚的感情”，这是他在世界语文学的阅读、翻译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创作实践中所得出的结论。1980年，他以年迈之躯远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声称“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一定会大发展……要是人人都学会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24]历经磨难而仍如此坚执于60年之前的理想，难怪被称为“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25]了。
1920年，少年王鲁彦（1910－1944）在北大旁听文学课程时，正值俄国作家爱罗先珂来中国，他便从爱罗先珂学世界语。同时一边开始创作，一边从世界语翻译文学作品，1923年先后参加文学研究会和世界语协会，就是一个标志。自1922年起，他就开始从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相继在《小说月报》、《狂飙》、《矛盾》、《文学》、《文艺月报》、《语丝》、《文艺月刊》等刊物发表译作。先后出版《犹太小说集》（1926）、俄国西皮尔雅克的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1927），《显克维支小说集》（北新书局1928）、《世界短篇小说选》（亚东图书馆1928），中篇小说《失去影子的人》（1929），波兰先罗什伐斯基的中篇小说《苦海》（1929），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1930)，南斯拉夫米尔卡波嘉奇次的长篇小说《忏悔》（1931），莫里哀三幕剧《唐裘安》(1933)，莫里哀喜剧《乔治•旦丁》(1934)、果戈理长篇小说《肖像》(现代书局1935)。波兰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集《老仆人》（文学书店1935）等，成为从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数量最多的作家（翻译家）。其中大部分是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文学。
除了巴金与王鲁彦外，还有两位译者的成就比较突出，他们便是钟宪民和孙用。钟宪民[26]自1928年起发表从世界语转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先后翻译了长篇小说2部，中篇小说2部、长诗1部和若干短篇小说，几乎全部集中在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其中包括尤利•巴基的长篇小说《牺牲者》（1934年）、短篇小说集《波兰的故事》等，其中尤以波兰作家奥西斯歌[27]的长篇小说《马尔达》（又译孤雁泪、玛尔旦、北雁南飞）影响最大，1929年7月由北新书局（上海）初版，40年代又出了4个版本（进文书店，重庆，1942、1944年11月；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0月、1948年9月），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在60年代的台湾非常盛行，琼瑶小说《一帘幽梦》和《心有千千结》的男主人公楚濂和若尘的藏书中，都有这本波兰女作家的悲情小说。之后，钟还翻译了尤里•巴基的长篇小说《在血地上》和波兰世界语作家费特凯的中篇小说《深渊》等作品。孙用[28]自1922年起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译作，出版有波兰戈尔扎克等的《春天的歌及其他》（短篇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1933），保加利亚伐佐夫的《过岭记》（短篇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1931），爱沙尼亚诗集《美丽之歌》，《保加利亚短篇集》（上海正言出版社, 1945）等。所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由鲁迅资助出版，另译有普希金的中篇小说《甲必丹的女儿》（1944，后多次再版，更名为《上尉的女儿》），这是该篇作品首次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此外其他译者还有：胡愈之、金克木、叶君健、楼适夷、魏荒弩、胡天月、叶籁士、卢剑波、劳荣、周尧等。
从以上作家和翻译家的译介成果中可以看出，这些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大部分都属波兰、保加利亚、罗马里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俄国等中东欧国家，只有极少数例外。导致这种情况有着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有意识选择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因素看，与这些国家相对弱小的国际地位相对应，它们的文学写作语言，在西方世界——因而在中国也都属“小语种”，极少有人学习，更无论精通。因此，除波兰的显克微支、莱蒙特、密兹凯维奇，匈牙利的裴多菲，捷克的聂鲁达、恰佩克等在当时已经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外，这些“小民族”文学在英语、法语、德语世界很少有介绍，即使是上述这些作家，也有大量作品和生平材料是从日本中转译介至中国。这样，世界语就成为一个十分便捷的译介通道，特别是保加利亚文学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和文学概括，都是借助于世界语引入的。而从译介者的主观选择来看，不管是世界语文学译介倡导者之一的鲁迅，还是理想主义者巴金，或者是稍后参与世界语运动的其他作家和翻译家，都对于世界语Esperanto本身寄予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理想，其中，关注和同情弱小民族的生存状态，介绍弱小民族文学成就，以抵抗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的平等和解放，无疑是共同的追求。正是这些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动力，推动了这些世界语者借助于世界语这个中介，积极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一份特殊的努力。

四，
不过，在对于一系列与世界语有关的文化问题，包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现代语言变革、现代文学革命等方面，不仅上述这些知识分子（作家、翻译家）之间在观念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且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他的主体内部和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也存在着种种内在矛盾和紧张。这在对世界语文学译介的态度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而且，上述的这些文学交往的活动，相对于大量的中西文学交往事实，相对于西方文学——主要指英、法、德等大国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大量译介而言，实在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归纳，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值得我对这一部分译介活动给予专门的关注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世界语者对世界语所肯定的方式和理由并不一致。比如，鲁迅与其他世界语者对世界语Esperanto肯定方式就有明显的区别。鲁迅一贯同情世界语运动，也为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在学理层面上，他有自己赞同世界语的限度和方式，他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对世界共同语抱以同情，并寄予希望，但这种共同语并不一定就是Esperanto本身。这与他后来摆脱单纯进化论观念，在有限的意义上肯定未来“黄金世界”的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他特别注意区分“学Esperanto”和“学Esperanto的精神”之间的不同[29]。这种辩证态度，他终身没有改变，只不过在临终之际的表述中[30]，仅就肯定的角度谈对世界语的意见而已。不过，尽管对世界语者对于Esperanto所寄的世界大同理想持保留态度，但他对同情世界语之理由的三点说明，倒是很好地概括了世界语Esperanto对于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现实意义[31]，即超越利己主义功利性；联合弱小民族以对抗列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以及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尤其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建设民族的现代文学。
鲁迅赞同世界语的这三点理由，显然不同于其他世界语者，他最终放弃了作为汉语替代意义上的世界语，也不像世界语主义者那样，将未来大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Esperanto之上。因此，他的态度虽不能代表中国世界语者，但对理解和解释所有世界语者（包括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作家翻译家）的主观动机，有着相当大的概括力和典型性。从这种典型的认知态度和意图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现代作家和翻译家的世界语意识以及在世界语运动（包括借助于世界语的文学译介活动）中，明显地体现了一种民族自我认同，即弱小民族的自我意识，以及与之相伴的对于西方强势民族的对峙、对抗意识。另一方面，与这种认同/对抗相辅相存的，是一种主体内在的对立和紧张。它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变迁中，体现为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诉求、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与世界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追求之间矛盾共存的复杂状态，并在中国现代语言变革、文学观念的蜕变和中外文学关系中都有相应的表现。
世界语的乌托邦大同理想本来与“世界文学”的理想有着亲缘关系，虽然“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中国引入比世界语晚得多，但在文学观念上的内在矛盾早就隐含。而世界语理想在20世纪中国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内在矛盾的体现，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意识斗争历史展开：20世纪初期与无政府主义难解难分，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和平主义、中立主义；30年代开始与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结合，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体现出明显的阶级意识；抗战开始后，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又使世界语运动与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地宗主国的斗争相结合，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相连。这些都是中国主体迫于现实文化而做出的选择，并在文学观念和思潮领域都有相应的表现，这也从某种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世界语在中国发展得最为持久的原因。同样，这种矛盾也体现在文学译介中：借助世界语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其译介意图和翻译对象的内在特征，都相应呈现出复杂的面相。
我所特别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活动，世界语的倡导和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中译实践，在主体之间和内部体现了怎样的矛盾心理？寄托了那些愿望和情感？又是怎样把各种强烈的愿望加以编码和合法化的？怎样汇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流的？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语在弱小民族文学翻译中包含有特殊的意义。在跨语际的文化实践中，语言本来就并不单纯是一种传播工具，作为一种现代人工语言的世界语，更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媒介，而是包含了一种世界大同理想。而这种理想又与中国现代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相当的牵连。一方面，倡导、采用世界语体现了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曲折并顽强地体现出一种民族认同，这种认同在文学活动中的反映，就是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自我认同和对强势民族的对抗。正如诠释传统是为了建构民族意识一样，译介弱小民族文学也是现代民族意识的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它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国际背景之下的民族意识，即中国在从“天下”观念向现代民族意识转变，在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开始，集体自我就处于一种被压迫的、弱小的地位上。换一句话说，正是弱小的、被压迫的地位，催生和激发了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它几乎是先天地凸现这种意识中自卫、对抗的层面，从而宣泄了一种以弱抗强的普遍情绪。这种在跨语际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由于民族地位低下而导致的有意无意间对于文化的“世界一体化”情景的抵制、担忧和质疑，包含了对强势国族的抵抗，对受压迫境遇的不满，对不得不借助强势进行自身变革的无奈等等复杂的情绪。在这种内在的矛盾与统一中，可以窥见中国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和紧张。
对于一种语言来说，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在不算长。Esperanto曾经被作为未来乌托邦世界的共同语被设想、提倡和传播，时至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本应是最需要世界共同语的时候了，但世界语只能作为辅助语而存在已成共识，且使用和学习的人数还是相当有限，至少它的乌托邦理想不仅没有成为现实，相反实实在在地破灭了[32]。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不应轻易遗忘。即使对其乌托邦的理想本身，也应该放在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其在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史上曾经发生过特殊作用更值得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以世界语作为中介的文学翻译实践，对中外文学关系提出了一些向来被忽略问题。那就是：在中外文学关系，特别是中西文学关系之间，在跨越语言障碍的时候，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对等关系的自明性变得可疑并成为问题。它提请我们注意，在中／英、中／法、中／德之间，还曾有世界语这个中介存在。为什么要“插入”世界语这个中介？这种“插入”意味着什么？当时是出于何种需要？如果说其中包含了某种政治含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语言问题变得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了呢？在中外跨语际实践历史中，曾经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如此敏感于作为中外文学关系中介的语言问题（尽管不一定有明晰的理论表述），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有什么启发？
刘禾博士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提出，在跨语际研究特别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尤其需要警惕“抵抗／创造”的二元对立思维。她认为，译介问题、跨文化问题，无法简化为西方统治与中国对抗的后殖民研究范式。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民族）在文化和文学交往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仅是抵抗，它还同时意味着创造。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语文学译介活动，曾经体现了世界主义思想倾向和对外抵抗认同并存的现象，并在对抗与大同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暧昧之处，这种语言和文学的民族建构意识和世界主义意识的交织，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它直接指向跨文化和跨语际研究中值得给予首要关注的实践与权力的各种形式问题，体现了在民族国家之间和民族内部的阶级阶层之间，在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更从一个细部展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之发生的曲折历史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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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刘禾著，宋伟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2] 世界语Esperanto是国际辅助语的一种，也是传播最广、最有影响的一种。Doktoro Esperanto，意为“希望者博士”，是发明者柴门霍夫公布这种语言方言时所用的笔名，人们为了把它与其他国际语方案区别开来，就称之为Esperanto，本世纪初传入中国时，有人曾音译为“爱斯不难读”，也称“爱斯语”、“万国新语”，后借用日本当时的意译“世界语”，现日本已经改用音译名称，但中国一直沿用至今。事实上这一名称并不准确，容易造成“世界通用语”的误解，但中国世界语者坚持这一称呼，这也反映了中国世界语运动者的文化理想。
3 世界语界的情况有所不同，近年来的主要成果之一体现在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和北京市社联组织编写的《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一书中，但外界的影响相当有限。
[4] 笔者另有《论中外文化交往中的世界语运动》一文，对作为文化现象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予以探讨。
[5] 参见《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第20－22页，侯志平主编，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9月。
[6] 其中包括蔡元培、张继、刘师培、刘师复、区声白、黄尊生、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卢剑波，还有作家巴金等世界语者，都是（或曾经是）无政府主义信徒。
[7] 陈原《关于世界语在中国传播的随想——〈世界语在中国100年〉代序》，同注5
[8] 其前身即为“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简称“世联”，1931年11月3日，成立与上海，后又改称“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
[9] 80年代开始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已经从20世纪上半叶的理想主义立场退守至作为辅助语的策略，因而基本上没有进入当代思想文化的主流脉络，笔者认为，这也是世界语在现代中国这一学术话题被当代文化学者基本忽略是重要原因。
[10] 钱玄同《新青年》1918“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吴稚晖也所过“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见新世纪第40号。
[11] 参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
[12]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叶出版发行的这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有100多部篇，其中还包含一些重译篇目。
[13] 参见鲁迅《渡河与引路》（1918年11月4日），《鲁迅全集》第7卷第34页。
[14] 《通讯》，1929年7月20日《奔流》月刊2－3期，引自《鲁迅全集》7卷第129页。
[15] 见鲁迅《答世界社信》，载《世界》月刊1936年第9、10期合刊上，引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1981年，第8卷第402－403页。
[16] 参见许善述著《从〈新青年〉杂志上的一场争论看巴金对世界语的贡献》，收入《世纪的良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第238页
[17] 此文发表于《半月》1921年5月第20号，署名沛甘。
[18]《世界语文学论》，载1930年《绿光》第7卷第7、8、9、10合刊。见《巴金与世界语》第30－47页。
[19] 发表于上海世界语学会会刊《绿光》11－12合刊。
[20] 发表于1933年7月《绿光》新1号。
[21] 刊于《自由月刊》1929年3月，第1卷3期，上海。
[22] 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出版，其中包括《国境之夜》、《骷髅的跳舞》、《首陀罗人的喷泉》三个剧本，译者署名“一切”。
[23] 《过客之花》初刊于《小说月报》1930年1月，第21卷第1期。开明书店出版，上海，1933。194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重版，“翻译小文库”之一。《丹东之死》和《秋天里的春天》先后于1930、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24] 见《随想录四十八——世界语》，引自《讲真话的书》第483－48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
[25] 见陈原《我们的巴金，我们的语言》，引自《巴金与世界语》第1页，许善述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26] 约1910年生于浙江崇德，世界语者，卒年不详。1927年时为上海南洋中学学生，课余学习世界语，27年给鲁迅信，1929年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国际科任职。将《阿Q正传》译成世界语于1930年出版。
[27] 即波兰女作家E•奥热什科娃（Eliza Orzeszkowa，1841－1910），《马尔达Marta》1872年出版，是其早期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28] 孙用（1902—1983），原名卜成中，祖籍浙江萧山，生于杭州。世界语者，文学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
[29] 见鲁迅《渡河与引路》：“……人类将来总当有—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却无从断定……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预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能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同注13
[30] 同注18
[31]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绍介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已主义者之上。”见鲁迅《答世界社信》，载《世界》月刊1936年第9、10期合刊上，引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1981年，第8卷第402－403页。
[32]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语运动曾一度复兴，世界语组织和出版得以恢复，学习者也一度十分可观，但再难有世纪初时的局面和影响，并始终限于“世界辅助语”共识的前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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