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世界语者与中国的世界语运动
侯志平
世界语大约是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据说，接触世界语最早的城市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哈尔滨。在这里，有许多懂世界语的俄国商人多来往于海参威和哈尔滨之间，他们首先在哈尔滨传授世界语。当时上海方面也有人在这里经商，学习了世界语之后，回到上海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大约在一九O九年左右，在法国留学的华南圭和他的波兰籍妻子华罗荪都是世界语学者。他们在巴黎创办了一种《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用汉语和世界语对照编印。该杂志大力提倡世界语，发行到中国，成为在中国介绍世界语最早的刊物之一。与此同时，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向大杉荣先生学习世界语，回国后在上海开班教授。由此可见，世界语之传入中国，是与俄国、波兰、日本等国的世界语者有关系的。
世界语初在中国传播，虽然曾兴盛一时，但到后来，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语运动就逐渐停顿下来。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世界语运动才又恢复活力。这时，有一位名叫斯托帕尼的俄国青年，来到上海，积极传授世界语。他召集上海世界语同志，组织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开办了世界语讲习班。中间虽然经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他一点也不灰心，一直坚持教授了近两年。为了推进世界语工作，他甚至把自己大部分薪金捐献给了世界语事业。许多同志见到他的这种热情，都非常感动。可惜后来这位青年由于厌世而自杀了，死时年仅二十一岁。在他留给上海世界语学会的遗书中。还勉励同志们要继续完成他朱完成的工作二大家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惋惜。事后同志们把他的遗体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一九二一年秋，著名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到上海，为上海世界语学会作了很多工作。当时，他听说上海世界语学会在经济上十分困难，便发起了一次“国际音乐晚会”，俄罗斯、日本、朝鲜、中国的音乐家参加了演出。爱罗先珂在晚会上朗诵了自己用世界语写的诗歌，演唱了世界语歌曲，并亲自拉琴伴奏。这次晚会售出的门票收入除了支付场地租金和偿还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欠债外，还从国外购置了一批世界语书刊；成立了一个小的图书馆，供会员借阅。后来爱罗先珂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担任世界语讲师，听讲者渐渐增加到五、六百人。他除教课外，还经常在校内外作关于世界语和世界语文学的演讲，并从事世界语文学的创作。他的演讲和作品大都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成为我国读者喜爱的读物。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爱罗先珂出席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北京大学世界语联合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还弹琴演唱了世界语歌曲，音调优美动听，感动了在座的听众。在此期间，爱罗先珂经常指导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他曾作为北京世界语学会的代表出席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到北京以后他向北京世界学会报告了大会的盛况，并被选为该学会的书记。以后，他又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开办的讲习班里任教，每周授课九小时。可惜，在当时的环境里，他感到异常的寂寞，怀念他的祖国——“俄罗斯母亲”和他故乡的夜莺，于一九二三年春末回国去了。
爱罗先珂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他播下的绿色种子却发了芽。就在他回国那一年的秋天，北京开办了一所世界语专门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担任世界语课的教师，就有他最得意的学生冯省三。先后在这所学校任教的还有两名俄语教师：索佛克罗佛和瑟利舍夫和一名美国教师鲁特女士：他们也为传播世界语和友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遗憾的是，两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所学校终于停办了。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期间，还有一批外国世界语者为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花费了许多心血。如日本的世界语者、银行职员冈村籴一曾在湖北汉口教授过世界语(我国著名的世界语者方善境同志就曾在他那里学习过世界语)，一九三o年春，他曾当选为汉口世界语学会的执行委员.另一位日本朋友山鹿泰治曾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担任过世界语课的讲师。
此外，奥地利信仰社会主义韵世界语者、爱勃纳先生在上海工作期间，也对上海世界语运动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匈牙利的世界语者费多尔恰克曾于一九三三年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南京等城市，对当地的世界语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在上海逗留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应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约请，担任了讲习班教师。并帮助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开展工作。费多尔恰克能说一口流利的世界语，他对学员要求很严，许多老世界语者至今还十分怀
念他。
在此期间，还有一批来华旅行或访问的世界语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法国的旅行家贝莱儿，他骑自行车作三万公里宣传世界语的洲际旅行，于一九三o年冬到武汉，被邀请作了几次报告。又如日本著名大画家大桥介二郎，德国的世界语诗人泽希勒和国际世界语运动中央委员会派来亚洲考察的代表美国的谢勒先生。他们每到一地，或同当地的世界语者联欢，或作学术报告和讲演。这些活动不仅为各地的世界语者提供了练习口语的机会，而具增进了友谊，交流了世界语运动方面的经验。
杂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中，还有着朝鲜同志的功绩，早在三十年代初，朝鲜世界语者高自性就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开班讲授世界语。我国著名的作家巴金就是向他学习世界语的。另一位朝鲜同志，中国名字叫张以仁，朝鲜名字叫金铿，三十年代初期，曾在北平师范大学等校教授过世界语。在教学中，他经常从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在岗位上》等刊物上，选择一些短文，供大家学习。他经常教学员们唱国际歌、伏尔加船夫曲、黎明歌和其它一些歌曲。同时他还积极鼓励学员们同国外世界语者通信。有时，他还帮助大家修改信稿。当有的学员经济上有困难时，他常常为他们代付邮费，后来，他和同志们发起成立“北平世界语者同盟”，协助编写会刊《会报》并把它寄往国外。以后，他离开了北平，临行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世界语书刊全部赠送给中国的同志。
在中国的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世界语者把世界语作为有力的国际宣传的工具。出版了《中国在怒吼》，《东方呼声》、《中国报导》等刊物。这些世界语刊物向世界各国报道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讴歌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受到了各国世界语者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译载中国世界语刊物上的文章，或者举办中国抗战的展览，或者举行各种集会，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当时，在中国的一部分进步的外国世界语者也投身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匈牙利世界语者布劳恩在香港创办《远东使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还同中国世界语者冯文洛、方善境同志一起，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选》世界语版参加翻译的还有朝鲜世界语者安偶生，全部译稿均由布劳恩定稿。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是我们不能忘怀的朋友。她于一九三七年来到上海参加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工作，协助编辑《中国在怒吼》。上海沦陷以后，她到武汉担任日语广播工作。她曾撰写世界语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以后，她又到了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下，继续作抗日宣传工作。在重庆期间，她用世界语写了《暴风雨中的低语》、《在战斗中的中国》等书，并把著名的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们》译成世界语。这些作品都在《中国报导》连载，并由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单行本，成为中国世界语者十分喜爱的读物。她不仅关心《中国报导》和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工作，还经常帮助在《中国报导》社工作的青年世界语者和函授学社的学员学习世界语，修改他们翻译的世界语稿件。
如上所述，有许多外国的世界语者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播世界语，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很多贡献。他们和中国的世界语者在共同工作和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朋友和同志。
（1981年5-6期P19-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