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无旁贷的使命
侯志平
在第7l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期间，我接触最多的是新闻记者。他们最关心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总要求我提供有关材料。在大会上，我还会见几位外国友人，他们对中国世运史极感兴趣，早就开始中国世运史料的搜集和研究。
一位是日本著名捷克文学翻译家栗栖继老先生。他虽已过古稀之年，但精神抖擞。近年来他在日本的“Pontet。”和“La Mondo de Esperanto”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世运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我所见到的中国世界语运动”，该文已连载13期。为了实地考察我国近几年来世界语运动现状，大会以后，他已到苏杭一带去旅行。栗栖继老人为了研究中国世运史，从前年起开始学习汉语，现在他已能读懂《世界》杂志。
另一位名叫金子的日本世界语者，在会议期间要求同我会见，并要我赠送一本我的拙作《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会议期间由于人多事杂，几次约见都未成功。但是，7月30日那天，我们终于在长城的烽火台上见面了。我们相约另抽一个时间详谈。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相互交换中国世运资料。她告诉我，在七十年代末期，她上东京大学时，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发生了兴趣，为此，她决心学习世界语。后来她写的硕士论文就是以中国世运史为其内容的。她说，当时材料很少，又很零散，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但是她并不气馁。她到日本世界语协会查阅资料，后又写信给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请求他们的帮助。最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论文。为了帮助中国世界语者掌握历史资料，她将二十年代的《绿光》复印件送给了巴金同志，将三十年代的《世界》复印件送给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这次，我送给她一些《世界》杂志和《中国报道》中文稿，她说：“这对我的研究太有帮助了。”她问我：“你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我说：“为了吸取历史经验，作为当今世界语运动的借鉴。同时也为了表彰先驱者的功绩，鼓励后来者奋发有为！”她连连地点头。
我遇见的第三位世界语者是我的通信朋友斯拉娃·盖特纳，她今年30岁，是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学生。早在1980年夏天，她就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世界语的关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她把“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以及1916年至1619年《新青年》杂志关于世界语的辩论”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题目。为了全面地掌握材料，她于1981年9月专程去奥地利维也纳，为的是能在世界语博物馆查阅资料。当时，她曾给我写信，要求我提供中国世界语运动先驱者华南圭的有关资料。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并寄赠了一批我掌握的中国世运史料。为此，她非常高兴。1984年2月，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受到导师好评。从此我们书信不断。
现在斯拉娃正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世运史。她给自己拟定了许多题目：比如中国各地世界语协会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它们出版的世界语杂志，从世界语开始传入中国到现在，中国对世界语的评价和推广世界语的目的的变化，国外世界语者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贡献；世界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世界语与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关系等等。
在大会期间，我收到了日本著名世界语者宫本正男先生寄来的他撰写的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世界语运动小史”，另一本是“La Morta Suito”。这两本书都涉及一些中国世运史料。多年来，宫本正男先生也从事中国世运史料的研究工作，他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共同编辑的《绿川英子文集》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最近，他在日本《运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连载文章，就中国初期的世界语运动情况，谈了他的一些见解，是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在同这些世界语者的接触中，有一些问题，经常萦绕在我的脑际：他们这些外国人，无论老幼，为什么对中国世界语运动那样感兴趣?他们为什么那样热情而执着地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他们从哪里得到那么多连中国世界语者都不知道的史料?作为一个中国世界语者应该怎样对待本国的世界语运动历史?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的世界语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的回答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在国际世运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当今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在国际世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以便更好地指导和搞好当今的中国世界语运动，争取为国际世运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国世界语者的责无旁贷的使命。遗憾的是这一重要问题至今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应当是重视搜集、整理、研究世界语运动史料的时候了！这是我接触几位外国友人后发自内心的呼唤，也是我参加这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一点体会。
（1986年10-12月P14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