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以世界语为中介语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
世界语在跨语际、跨文化实践中的功能意义，除了体现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语言文字变革等领域外，对中国新文学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它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构成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如上所述，20世纪早期的那些世界语运动倡导者们的主张和活动，主要还是限于政治和社会革命的领域，一般并不与文学运动发生直接关系。不过，世界语在中国现代思想的演进和现代文化的构成方面还是起着特殊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对于中国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形成均具有潜在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日渐得以显现。
它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新文学作家都先后积极参与世界语运动当中。比如，鲁迅曾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董事，并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程；周作人于1923年担任北京世界语学会会长；瞿秋白、茅盾等20年代初在上海大学执教时，积极提倡世界语，而作为上海大学学生的丁玲，当时就曾加入了世界语班的学习。在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中，曾参与世界语活动或学习过世界语的还有：王鲁彦、萧军、萧红、叶君健、金克木、楼适夷，等等。这些作家的先后参与，使世界语运动显示了其与新文学运动的紧密结合。
表现之二，就是在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实践中，作为一种特殊的中介语言，世界语在引进外国近现代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外来资源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既表现在所译介的特定对象方面，也表现在译介实践过程所包含的特定价值内涵上。当然，与20世纪上半期数量庞大的所有外国文学中译作品相比，以世界语为中介语的外国文学译作，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仅从数量角度来衡量它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的作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是该现象不被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所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上所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倡导者们本身就是早期世界语运动的提倡者和参与者，他们关于世界语的主张及其活动，对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辅助和推动作用。而鲁迅对世界语的态度，对于新文学的作用更大，影响也更直接。
1908年，张继在日本举办世界语讲座时，鲁迅也加入了听众的行列。鲁迅由此对世界通用语的历史、柴门霍夫的理想和世界语的特点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也成为他日后同情、支持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尽管鲁迅没有在理论上对世界语的意义做过多少直接的说明，但他还是出任由蔡元培执长的北京世界语学校的董事，并在该校担任《中国小说史略》的课程，还把世界语称为渡向“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之彼岸的独木小舟。为了译介弱势民族的文学特别是中、东欧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鲁迅对作为中介的世界语尤其重视，热情支持世界语中译工作，并对以世界语作为文学翻译的中介语言寄寓了特别的涵义。1929年6月，他在谈到为什么采用世界语译本翻译时说道：
“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所以暂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和漂亮的曼殊斐儿之类。”
鲁迅还在推荐和接纳世界语译作在自己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物上发表。即使在病危时，鲁迅仍然没有忘记对世界语的支持，他在给上海的世界社的复信中写道：“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体现了鲁迅对世界语的一贯态度。
更重要的是，鲁迅凭借其在新文坛上的影响，积极推动以世界语介绍来外国文学，使其在中外文学关系的跨语际、跨文化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20世纪上半期的以世界语为中介的中外文学译介者中，包括巴金、王鲁彦、孙用、钟宪民、金克木、楼适夷、魏荒弩、胡愈之等作家和翻译家，其中大部分人都与鲁迅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受鲁迅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当中，翻译数量较多的如王鲁彦、孙用和钟宪民等三人，都是浙江籍，其中王鲁彦作为“乡土文学”作家和世界语翻译家，是直接受鲁迅影响的；后两人的文学活动则以主要以翻译为主，也都因为世界语翻译而与鲁迅有过直接联系。而巴金不仅一生积极参与世界语运动，翻译世界语作品，还曾用世界语写作，因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个直接以世界语写作的作家之一。
巴金的世界语活动和他的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而他开始接触和学习世界语，又是与他开始接触和参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活动
几乎同时。据统计，他一生有关世界语的译著有90万字之多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巴金，对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与和热情关注，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生命的始终。1921年，17岁的巴金刚刚接触世界语
，就为世界语的理想所感动，并在当时所写下的《世界语之特点》 一文中说：
“（主义正大）世界语主义就是在使不通语言的民族，可以互相通达情意，而融化国家、种族的界限，以建设一个大同的世界。今欧战结束，和平开始。离世界大同时期将不远矣。我们主张世界大同的人应当努力学‘世界语’，努力传播‘世界语’，使人人能懂‘世界语’，再把“安那其主义思想（即无政府主义——引者注）输入他们的脑筋，那时大同世界就会立刻现于我们的面前”。
而对于世界语文学，巴金更是抱了热烈的理想和向往，他在《世界语文学论》中认为：“只要人们用这语言哀哭，这语言便是活的”，“只要人们把自己的灵魂放在这语言里，这语言便是活的”，他认为世界语文学有着美好的前景，“在现今的世界上苦难太多了。——世界语文学便是来去掉人类间的隔膜，激起他们的共同感情，使他们结合起来应付苦难，来谋全体的幸福。世界语文学是传播同情和友爱的工具，给那般不幸的受苦的人以一点爱情，一点安慰，一点勇气，使他们不致灰心，不致离开生活的正路。”
1928年巴金游学巴黎，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世界语运动组织者的胡愈之，并由此结下一生的友谊。同年，他还发表了以世界语写作的独幕剧《在黑暗中》
，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世界语原文创作之一。5年后，又发表世界语短篇小说《我的弟弟》
。此外，巴金通过世界语先后翻译了30多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它们包括：一首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
、五个剧本：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戏剧集《骷髅的跳舞》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Edmindo De
Amicis,1846-1908）的戏剧《过客之花》 、 苏联阿•托尔斯泰(1882-1945)的多幕剧《丹东之死》
；两个短篇小说：保加利亚那密若夫（通译多勃里•内米罗夫，Dobri Nemirov）的《笑》（原名《里多》）
和罗马尼亚伏奈斯蒂的《加斯多尔的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 （Julio
Baghy，1891—1967）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
。正是在这篇作品情绪的感染下，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作品哀婉动人的抒情基调，与尤利·巴基作品的基调的十分契合。巴金在晚年说到他对世界语倾注一生感情的理由时，曾列举了四点理由。其中的第四点即“世界语能够表达复杂深厚的感情”，这正是在他对世界语文学的阅读、翻译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创作实践中所得出的结论。
直到晚年，巴金仍然不减对世界语的热情。1980年，他以年迈之躯远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且在随后的一则“随想录”中这样写道：
“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表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要是人人都学会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
这位历经历史磨难的老人，仍然如此坚执于60年之前的理想，难怪被人称为“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以世界语译介弱势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要作家就是王鲁彦。1920年，少年王鲁彦（1910－1944）在北大旁听文学课程时，正值俄国作家爱罗先珂（1889-1852）来中国，王鲁彦便从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同时一边开始文学创作，一边以世界语翻译文学作品。1923年，他先后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和世界语协会这两个组织，这对王鲁彦来说似乎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自1922年起，他就开始以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相继在《小说月报》、《狂飙》、《矛盾》、《文学》、《文艺月报》、《语丝》、《文艺月刊》等刊物发表译作。重要的译作有：《犹太小说集》（1926）、俄国西皮尔雅克的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1927），《显克维支小说集》（北新书局1928）、《世界短篇小说选》（亚东图书馆1928），中篇小说《失去影子的人》（1929），波兰先罗什伐斯基（通译谢罗谢夫斯基，Waclaw
Sieroszewski）的中篇小说《苦海》（1929），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1930)，南斯拉夫米尔卡波嘉奇次的长篇小说《忏悔》（1931），莫里哀三幕剧《唐裘安》(1933)，莫里哀喜剧《乔治·旦丁》(1934)、果戈理长篇小说《肖像》(现代书局1935)。波兰显克微奇的短篇小说集《老仆人》（文学书店1935）等，成为从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翻译家）。其中大部分是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文学。
除了巴金与王鲁彦两位作家兼翻译家外，还有两位译者在世界语文学作品翻译中成就比较突出，他们便是钟宪民和孙用。
钟宪民
自1928年起发表从世界语转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先后翻译了长篇小说2部，中篇小说2部、长诗1部和若干短篇小说，他所选择的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集中在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其中包括尤利·巴基的长篇小说《牺牲者》（1934年）波兰短篇小说集《波兰的故事》等，尤其以波兰作家奥西斯歌（通译：奥热什科娃，Eliza
Orzeszkowa，1841－1910） 的长篇小说《马尔达》
（又译孤雁泪、玛尔旦、北雁南飞）影响最大，1929年7月由北新书局（上海）初版，40年代此译著又有4个版本（进文书店，重庆，1942、1944年11月；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0月、1948年9月），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在60年代的台湾非常盛行，琼瑶小说《一帘幽梦》男主人公楚濂和《心有千千结》男主人公若尘的藏书中，都有这一本波兰女作家的悲情小说。之后，钟宪民还翻译了尤里·巴基的长篇小说《在血地上》和波兰世界语作家费特凯的中篇小说《深渊》等作品。
翻译家孙用
自1922年起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译作。先后出版译作有波兰作家戈尔扎克等的《春天的歌及其他》（短篇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1933），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的《过岭记》（短篇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1931）以及爱沙尼亚诗集《美丽之歌》、《保加利亚短篇集》（上海，正言出版社,
1945）等。所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曾得鲁迅资助出版，另外还译有普希金的中篇小说《甲必丹的女儿》（1944，后多次再版，更名为《上尉的女儿》），这是该篇作品首次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
此外，其他翻译者及其译作还有：胡愈之、叶君健、胡天月、叶籁士、卢剑波、劳荣等。金克木也译有保加利亚斯塔马托夫（1869-1942）小说《海滨别墅与公寓》；楼适夷译有阿•托尔斯泰的《但顿之死》；周尧译有荷兰剧作家布尔修斯的剧本《虚心的人》。魏荒弩译有德国世界语作家泰奥•庸的长诗《爱的高歌》和《捷克诗选》，等等。
从以上许多作家和翻译家的译介工作及其成果中可以看出，这些以世界语为中介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大部分作家作品都是波兰、保加利亚、罗马里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俄国等中、东欧国家的作家作品，只有极少数例外。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有意识选择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因素看，与这些国家相对弱势的国际地位相对应，它们的文学写作语言，在西方世界——因而在中国也都属“小语种”，极少有人学习，更无论精通。因此，除了波兰的显克微奇、莱蒙特、密支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捷克的聂鲁达、恰佩克等在当时已经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之外，这些弱势民族的文学在英语、法语、德语世界中很少有介绍，即使是这些作家，也有大量作品和生平材料是从日本中转译介至中国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世界语就成为一个十分便捷的译介通道，特别是保加利亚文学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和文学概括，都是借助于世界语引入汉语世界的。
而从译介者的主观选择来看，不管是世界语文学译介的倡导者之一的鲁迅，还是理想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或者是稍后参与世界语运动的其他作家和翻译家，他们都对于世界语（Esperanto）本身寄予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理想，其中，关注和同情弱势民族的生存状态，介绍弱势民族文学成就，以抵抗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的平等和解放，无疑是共同的追求。正是这些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动力，推动了这些世界语者借助于世界语这个人工的语言中介，积极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一份特殊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