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走进叶家的四合院
李树德
在京城的文学界，“二叶”家的四合院是颇为出名的。“二叶”者，指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叶圣陶先生，和著名的翻译家、“中国童话之父”叶君健先生。我没有幸运走进叶圣陶先生家的四合院，但却两次走入叶君健先生家的四合院。
我第一次走进叶家的四合院是1984年的夏天。那时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各行各业中蓬蓬勃勃的展开。翻译界这块园地，是历次政治运动敏感的地区，也从寒冬中苏醒过来。本来我国的翻译界就不甚活跃，加上十年文革的浩劫，整个翻译园地可以说是一片荒芜，与世界的文学，文化，艺术界的交流几乎完全停顿了，处于闭塞状态，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我们对国外的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可以说的一无所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一批在高等院校里研究和教授翻译的教师雄心勃勃，准备要做一番事业。由北京几家高校的几位英语老师牵头，组织起一个班子，准备从英语原文翻译、出版一套最新的英美文学作品。我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有幸被邀请参加了这个翻译班子。按照我们制定的工作计划，首先要得到我国一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的支持和指导。于是决定，利用暑假的时间，分小组分别拜访京城的几位大翻译家，如钱锺书、王佐良、许渊冲、叶君健等人。我被分配到拜访叶君健先生的那一组里。
八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按照要求，顶着烈日从地安门走到北海公园的后门，那里是我们集合的地方，按计划我们三点钟到叶家。两点半刚过，大家就陆陆续续地到了。我们在北海的后门的树阴下，聊了一会儿。我与其他四人当中的三人是第一次见面，大家作了自我介绍。这样我们一行5人，由北京某大学的一位老师领着，从北海后门出发，向东走，去叶君健先生家。
我们之所以把叶君健先生列为拜访的对象，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首先，叶君健先生在旅居英国剑桥5年后，于1949年回到祖国。回国不久就开始主编《中国文学》（英文版），将当代最好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去。诸如《白毛女》（贺敬之著）、《铁木前传》（孙犁著）、《边城》（沈从文著）、《青春之歌》（杨沫著）等等，使这些优秀作品能在国外广泛流传。所以叶君健先生对国外的文学情况应该是很了解的。其次，叶君健本人是位出色的翻译家，他精通多门外国语，除了其他的翻译作品外，他是中国第一个从丹麦文翻译并系统全面地介绍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家。因翻译丹麦文版安徒生童话故事而享誉世界文坛。所以，叶君健先生无论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的造诣，在国内都是一流的。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叶君健一直从事着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对我国的对外文化政策是熟悉的。
没有走多远，我们就来到景山后面一个胡同口，我看到墙上有一块长方形的牌子，上面写着“恭俭胡同”。进胡同向南走不远，第3个坐东向西的门口就是叶君健先生的家，我再看门牌是6号。开门的是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中年人。我们进入院里，看到这是一个传统的北京四合院，院门是中小型的“如意门”，这在老北京的生活中应该算是中产阶级人家的院子，估计原来住的是一户殷实之家吧。院子除了南面，北、东、西三面都有房间。虽然是泥地土院，却非常幽静，有一条路是通到“上房”的，两边的几棵柿子树、枣树枝叶繁茂，绿影荫屋；还有满庭葡萄和玫瑰，更是苍逼翠沁，一院清凉。
叶君健先生和他的夫人招待我们进屋坐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国这位蜚声中外的作家，文化名人。他衣着朴素，一张笑盈盈的脸，温文尔雅，没有在国外生活多年的那种西洋味，而有我国传统的书卷气。屋里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摆设，是极普通的旧式家具，书柜门上对称地贴着民间剪纸，通往里屋的门帘是一块蜡染土布，这似乎与他的身份和地位是不相配的，我难以想象那些优美的翻译作品、散文、小说和童话，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们为了不占用叶君健先生宝贵的时间，领队的老师把我们的计划简单地向先生做了汇报，争取先生的支持，并听取先生的指导。叶君健先生很支持我们的活动，认为我们国家的翻译事业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很不相称。他说日本的翻译很发展，有些美国出的书籍，当年，甚至当月就有日译本。但他同时指出，翻译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靠一本字典，一支笔就能完成的。它特别强调“要坚持，不能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张罗。”事情的结果，不幸被叶先生言中，我们的那个项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正式启动，就流产了。以后我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叶君健先生，也没有机会在叶先生的生前，再走进那个古朴雅致的北京四合院。叶君健先生也于一九九二年搬出了这个四合院，让他的儿孙们居住。叶先生和夫人吴茵两位老人，只是偶然回来看望儿孙，整理一下书房，赶上好天气，也斜靠在藤椅上眺望夜空和繁星。
将美丽的安徒生童话译成汉语，使之走进中国亿万读者心灵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先生，1999年在北京家中病逝，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看望卖火柴的小姑娘，美人鱼，白雪公主去了。……
当我再次走进叶家四合院时，时间已经过去了26年。这次我拜访的是叶君健先生的长公子——叶念先先生。我与叶念先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华北地区世界语会议上初次相识，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面。但我们更多的交往是在网络上。他定期地给我发送他主编的三份网刊：《绿满京华》，《酒文化》和《益友学斋随笔》。平时互通着信息，过年过节，发个电邮或者贺卡，互致问候。虽然在现实中我们并不经常见面，但在网路这个虚拟世界里，就像经常见面一样。
那是今年1月25日星期日，虽然已经立春了，但北京并没有多少春意，仍然弥漫着浓重的冬天的气息。我再次走进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四合院时，看到院子里草木萧条，显得多少有些空旷。好像比原来也大了些。那种典型的高台阶老平房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院子中那条小小的土质的甬道，铺上了砖。我在想，身居闹市，能有这么一个宽敞幽静的四合院，真是滋润。
叶念先先生是在他的客厅里招待我的。这个客厅是这个四合院的两间西厢房。客厅是长方形的，虽然不大，却非常有特色。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中西合璧。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展览馆。几个书橱里堆满了各种外文和中文书籍，墙上挂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工艺品小玩意儿，琳琅满目。还大量的照片，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了他父亲的生平和他自己的学习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是叶君健先生与一群孩子的照片。叶君健先生手中拿着一本书，一定是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正在给孩子们讲“卖火柴的小女孩”或者是“美人鱼”的故事。叶念先先生说，这个屋子里的书大部分是他父亲叶君健先生留下的。房间的北面没有书架，有一个通向里屋的门。北墙上挂着很多的照片和挂历、贺卡之类的东西。多数的照片是叶念先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世界语者的照片。有一个比较别致的挂历，并不算大，但图画很有趣，仔细一看，很像我国藏民家中的唐卡，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尼泊尔世界语朋友送给他的挂历，怪不得有藏族的风格呢。引起我兴趣的，还有一张复印件，这张复印件是1939年出版的一本世界语刊物的目录，这个目录来之一位韩国的朋友。韩国有一位著名的世界语者安偶生，曾经与叶君健先生在一起工作，出版过世界语的刊物，但这样的资料在国内没有，这位韩国世界语朋友在瑞典的一个世界语博物馆里，发现了它，并复印了这个刊物的目录，赠给了叶念先先生。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世界语文化的史料。
当我走到靠南墙的那排书架，透过玻璃看里面的书时，叶念先先生向我介绍，里面多数书籍是他父亲叶君健先生的翻译作品，还有她母亲袁茵女士的作品，并拿出几本给我看。现在叶念先先生的母亲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的儿子与祖母住在一起，负责照料老祖母的生活。叶念先先生提到自己的母亲，充满了对母亲的真情的爱。他告诉我，他母亲袁茵，现在已经90高龄，身体很健康，特别是脑子很好，现在还笔耕不辍。老人家是70岁才开始搞创作的，已经出版了很多本作品和少儿读物。接着又学习绘画。墙上有一幅袁茵先生的画，叶君健先生题的字，真是珠联璧合。念先先生充满概括地对我说，“想到我母亲，我们更应该加倍的努力。”
从这个书房北面的的门可以进入的另外另个房，就是原来四合院正房西面的两间厢房。先进入的一间中有一张双人床，是叶先生夫妻的卧室。向东进入一个套间，是叶先生的工作室。里面又是很多的书籍，书架上，地上都是，有些杂乱。叶先生说这两天他正在整理书籍和资料，都是国内外朋友寄来的资料。靠着东墙是一个办公桌，上面有一个电脑，它就是叶先生编辑《益友学斋随笔》，《酒文化》和世界语的《绿满京城》的“编辑部”。看了这整套的房间，我明白了，这个四合院已经一分为二，叶先生和他的弟弟各占一半，西厢房和正房的西半边是叶先生使用，东厢房和正房的东半部是叶先生的弟弟居住。南房原来是没有的，他们自己加出来盖了储藏室和一个卫生间，进门的过道里，有一间厨房。
看了房间，叶先生陪我看他们的小院。这时，我向叶先生说，我曾经来过他家，二十多年前与几位外语教师起来的，拜访叶君健先生，讨教翻译的问题，同时请先生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正在翻译的一套书籍给予支持。那年来时，小院还是土路，现在铺了一条砖路，那时径直进入上房，现在那个门没有了，而且也一分为二了。房间是土地，现在铺了瓷砖。我说当时接待我们的还有叶先生的一个儿子，可能是你的大哥。叶念先笑了，他说，是我弟弟，因为他的白发，都以为他是老大，实际我是老大。
因为是冬末春初，小院没有夏天那样美丽和热闹了，显的有些寂静和冷清。甬路两边各有一个架子，上面盘绕着枯藤，叶先生说，这边种的是蔷薇；另一边是葡萄。
我们在蔷薇藤下站着，初春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我夸赞这个小四合院的雅致和宁静。叶先生告诉我，这个四合院差一点被拆掉。他如数家珍似地讲了附近的一些著名文化人的故居，离他家不远就有郭沫若，茅盾，梅兰芳，宋庆龄等人的故居。他又讲起了他们这个“恭俭胡同”的来历。他说，这个胡同原来叫“公监胡同”，因为离皇城很近，这里住的都是太监，后来太监没有了，房子也换了主人，后来住进的人嫌这个名字不好听，不知是那位根据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把“公监”改为“恭俭”，音不变，而意思变雅了。
叶先生在这个四合院住了50多年了。有的文章说，这个四合院是叶君健先生花28袋面粉买的，我向念先先生求证，他说不准确。他还记得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见买这个四合院的房主。那人出身皇室，是八旗子弟的公子哥，一生游手好闲，靠变卖祖宗留下来的房地产过日子。先是整套地卖，卖得剩下一套，就分割开来买。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人一听说我们要买他的这个四合院，他的手向空中一抓，做出一个要钱的样子，恨不得马上把钱拿到手。
谈到这个四合院的前景，念先先生颇多感慨。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先富了起来。一些开发商和大款一直在瞄着这里的四合院，因为这里的位置在皇城内，风水好。他说，他家对过的那个四合院，解放初，一位非常著名的民主人士住在里面，同住的还有这位人士的一位姊妹，人称八姑的。后来八姑没有了，再后来八姑的四合院卖给了一个大款。大款不珍惜这个四合院，也不知道它的文化底蕴和价值，他看中的是这块地皮。他把原来的四合院毁掉，建起一个土围子式的楼房，搞得不伦不类，而且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现在北京有一个“保护四合院委员会”，叶先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说此委员会的领导人个四十多岁的女士，她是中法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看外表是个地道的洋人，但说起话来，是一口的“京片子”。在她的领导下，北京的四合院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在现在这种大拆，大改的氛围中，北京的这些四合院命运还是难卜。
我们站在院子里，漫无边际地聊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也忘记了吃饭。念先先生为我的到来，特地请来钟点工，为我们做好了丰盛的午餐。几次催促，我们才从小院的蔷薇架下，走向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