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世协监事长叶念先先生在武汉大学的访谈录



(上传者注:北京世协监事长、老世界语者+国际知名文化人叶君健先生长子叶念先先生,在本月12-14日参加湖北世协研讨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其父母校武汉大学,寻访了前辈踪迹,并接受该校校史研究会访谈。本文根据访谈记录整理)

问:1970年您特地来武大观访过,并为这里的美景和学府林立而陶醉,还写过一首诗:“东湖珞珈山,学府其间,楚魂湘魄忆多贤,梅雨为我今早落,兴满心间。”我们想知道您当时来武大的缘由和见闻?您对于武大的整体感受是什么呢?

答: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准备一家人解甲归田,我就到红安去。因为我父亲总是与世无争的态度。那时候他在外文出版局工作,他是英法文版《中国文学》的主编,可是那个时候他难以正常编刊,那时他们的刊物不介绍文学,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挺教条的,而且不让他工作。后来他就说我们回家吧,我从哪儿来就上哪儿去,我们回红安吧。当时我大伯、姑姑都在那儿,他们俩都是农村医生。我二伯住在武汉,所以我去之前是先到武汉住在我二伯家。我一直想看看武大,当时从这儿坐车过来,我老远看到武大的老图书馆,觉得它像布达拉宫,也不知道怎么进,就在四周溜达了一下,像今天这些地方都没去,都没看见。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挺乱的,要是走进来,别人问你干什么的,就麻烦了。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时长江上尽是白鸟,天天都有渡江的人,我当时写了两首词,第一首是:“长江水缓缓,前后通天,列强昔握渡江船,长江巨脉频泛滥,今日畅欢”。过去武汉是五国租界地,住了很多外国人,后来我们把那些帝国主义者都赶走了。我小时候住在天津,天津也是租界地,满街的外国人。当然外国人不见得都坏,可是相比之下,他们就显得高于当地人。
我研究过武大的校史,武大是十九世纪末张之洞建立的,它叫“自强学堂”。我觉得“自强”这两个字应该永远记住。当时中国让人欺负得那么厉害,张之洞是最早办洋务的,最早办工厂的,他也很重视教育,中国人、外国人对他评价都很高。当时清朝的中央政府是烂透了,下面有什么能人都白搭,所以这也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可是他开了这么个头,武大办到现在,越办越好。现在很多高科技武大都有,各种实验室、研究所。所以张之洞当初办学的愿望,我觉得还是应该作为武大的校训,一定要实现。
当时我父亲在这儿的时候,校长是王星拱。我一直也把他当做我的老师,当然我是他的徒孙了。为什么呢?我是在旧书店买到过他一本书,叫《科学方法论》,这本书对我一辈子读书做学问都是非常有用的。他自己也是化学家、科学家。我从这本书的体会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咱们学西方有时候乱学,什么嬉皮士啊乱七八糟的,哪些东西也值得学?哪些是西方人自己也很痛苦的流弊?西方真值得咱们学的,一个是科学方法论,一个科学实验,一个科学管理。如果咱们继承张之洞的遗愿“自强”的话,就得把这三样学过来。当然还有一样,西方人道主义的东西,如,雨果写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复活》,这些都是人文思想上的积累,这些东西也值得咱们继承发扬。现在好多人糊里糊涂的,他也不懂外文,学西方什么呢?他也搞不清楚。西方有的吊儿郎当、嬉皮士,把头发染了,把牛仔裤成心弄两个口子,这些个都是他们自己的流弊,你学他这些干什么?我觉得就是那四样,是他真正强盛的原因,也是值得咱们学的地方,科学方法论,使你学会读书学会搞研究;科学实验,你要发展科技和科学强国的话,就要掌握;科学管理,实际上你是经商也好,管理学校也好,甚至你管理自己家庭也好,都有用。咱们要继承的还有伟大的人道主义。

问:您的父亲在去世前对您的母亲说,希望大孙子最好不要走文学这条路,要让他学理工科,将来中国需要科学治国。而我们知道叶老早年就是学习鲁迅从理工科转到了文学的道路上,您怎样看待您父亲这样一个观点的变化呢?

答:他们那个时代,的确都是时势造英雄。你看马克思中学毕业的时候作文谈志愿,他说,不是我志愿干什么,是社会给我准备了什么,要求我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赚得最多最舒服,那行吗?可能当初他学理是受洋务派张之洞这些人的影响,我父亲正好在武汉大学读书,又是湖北人。当初办洋务的时候,汉阳兵工厂等现代工业都是在武汉兴起。江浙那一带也是这样,鲁迅也是受此影响。当时是外国人欺负得太厉害了,鲁迅当时最大的刺激是外国人枪杀中国人,旁边好多中国人没文化也很愚昧,他把听枪响当成放鞭炮了,还觉得“啪啪”挺好听的。人没有觉悟,没有精神,你造多少机器都白搭。我父亲赶上抗日战争起来,蒋介石扭扭捏捏的不好好抵抗。当时中国两个任务,头一个是把日本人赶出去,第二个是把官僚买办、恶霸地主打倒。中国的腐败官僚很讨厌。中国革命已经兴起了,所以中国那个时候没法搞工业,搞建设。他们这些人就是比较敏感吧,想来想去还得教育人,还得唤醒民众,就是提高工人农民的觉悟,让他从自为的人变成自觉的人。因为过去好多工人农民只知命苦,工人自己说“我是个臭工人”,农民也说“我是个臭农民”,他自己都说自己臭,所以他也就容易让人欺负,容易让人欺骗。那些真正有良心的,有头脑的,有文化的人,他就看出了工人农民可怜,咱们吃的用的都是人家造的,他们自己还一点都不自觉。马列主义指出:工人阶级当初都是自为的阶级,因为工人农民都干苦活,生活凄惨,无暇思索,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就得提高工人农民的觉悟,让他们从自为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让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受到的待遇不公平,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父亲这批人后来转而从文,是想唤起民众,自为,自我解放。

问:那他晚年思想的转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答:你看我写的那个陈西滢啊,他就有这个问题,那时候鲁迅也老骂他。他不是个坏人,而是确实很有学问,可是抗战的时候,他还是想躲到象牙塔里头做学问,一个他,一个林语堂。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那些军阀,也是横行霸道。陈西滢是一心想做学问,林语堂当然也很有学问,他这个人那时候心情不知道怎么那么轻松,经常写一些滑稽的玩意。那时候鲁迅就看不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你们那么轻松,还想躲起来读书。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生活在太平时代,你们真要好好读书,做学问,这是得来不易的啊。鲁迅批评那时只想做学问,不管国家兴亡的人,现在不好好学习的人,鲁迅也会批评的。那个时代当然不同的人也不一样,像林语堂、陈西滢这些人,他可能出身的家庭条件好点,而我父亲在湖北农村出生的,他小时候放过牛种过地,他能体会中国,能体会这个社会,而那些人从小就没吃过苦。你要说起来他们还是好孩子,他们没吃喝嫖赌没干坏事,他一心想做学问,可是他对国家的生死存亡好像就不那么敏感,不那么来劲。当然有的时候碰到学生起来抗议反动统治者他们也支持学生,那也就是意思意思,支持完了他还回去干他们的事。

问:您刚才讲到了陈西滢,讲到了王星拱,您父亲有没有向您谈过他在武大求学时的那些老师,谈到他对于老师的印象,比如说王星拱、陈西滢、方重、袁昌英、苏雪林、李儒勉、朱利安•贝尔,还有当时不是老师的院长夫人凌叔华。

答:建国以后我们家与李儒勉住在一个院子里,就先说他吧。李儒勉那老头挺有意思,英文国际音标就是他引进的。他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听说有国际音标就又到英国去了一趟,专门把国际音标取回来,因为英语拼音,重音不规则,他很了解。别看这是件小事,咱们现在学英语方便多了,要不然的话什么韦氏音标总让人念不准。当然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建国了,那时候我父亲跟他都在辅仁大学教书。因为我父亲1949年底回国, 我们在国内没房子住,辅仁大学就给了我们一个小院,两边的房子一边就是李儒勉住,一边就是我们家住。那老头十分可爱,他长得样就滑稽,戴个一副圈套圈的眼镜。他上我们家一般都是把门打开个缝,先把头伸进来问“我可以进来吗?我进来不碍事吧”,然后就进来了。他们这一代人十分朴实真诚,也显得十分天真。他是反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大鸣大放”,有一次开会他就提出点意见,当时他这人也挺简单,也没多想什么,他就激昂慷慨地提起意见。他当时血压很高,因为那个时候血压高没有特效药,我印象中他常吃一种“山里红”做的,北京叫“金糕”(山楂糕)治血压高,他天天吃几块。可是因为他与他们那一代人一样都有点诗人气质,很容易激动,激昂慷慨,结果反右的时候大伙开会,他发表了一通意见,发表完了,人家半天听不着他说话,回头一看,哎呦,口眼歪斜了,送到医院就死了。那个老头倒是让人喜欢,思念,他爱人也很有修养,温和,头脑清楚,慈祥,是金陵女子大学的老师。

问:我们看资料,知道他儿子叫李凡,后来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系的教授,改革开放之后还回过国,跟你们家也有过联系,您有什么印象吗?

答:回了几次,上我们家来过。他倒纯粹是个书呆子,经常有时候把袜子当手绢揣兜里,上课讲着讲着他一擦鼻子,一看是袜子,人家就在奇怪他在干嘛呢。他当时发明了一个计算机遥控诊断器,就是病人在另外一个城市,他可以通过计算机,那边也有仪器,在这边就能诊断。他倒获得过几个专利。后来他们家出了点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跟我同名,叫李念先。他儿子和女儿都不会说中国话,那个大女儿十分文静稳重,小女儿就有点假小子似的,挺淘的。他把两个女儿留在北京,因为他们还有个老姑姑,是外语学院的体育教师,老姑姑可以照顾他们。这两个女孩就留在中国学中文,那个大的比较稳重,那个小女儿后来跟英国人搞对象,那英国人不是好东西,把她害了,后来发现她死在公园树林里。李凡的爱人受打击很大,得了病,不久就去世了。李凡最后一次回来是跟他美国同事组成一个旅行团来的。

问:那他最后一次回中国什么时候?

答:我忘记了,最后一次回可能是1980年代前后。其实美国那的环境也没那么民主自由,因为他是搞计算机的,计算机什么都管,也算敏感工具。他回来常被请去一些地方做报告演讲。记者想采访他,他说:你们别登别登,登了我回去他们不一定整我,可能就不用我了。,什么都是辩证的,所以你们认为美国绝对自由民主,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回来一直没报道。你说叫我跟我爸写写他,换了名的文学作品可以,那时候美国来访的有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报纸一直想写写,结果他就给别人作揖说你别写别写,传到美国去美国表面上不会整我,但以后什么事都不用我了。

问:另外像袁昌英,您父亲有没有跟您提过?

答:袁昌英我不太了解。我夫亲当时一直跟方重上课,他是挺崇拜方重的,他走上文学道路有一半也是受方重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国难当头,写文章的人赚不了钱,写文章的人都是穷光蛋。方重认为,有人类存在,就需要文学。我父亲抗日的时候,跟我母亲一块在重庆大后方,他翻译了一本古希腊悲剧,《亚格曼农王》。当时国民党就开始乱印钞票,倒是不断的给你涨工资,我小的时候见过这场面,每到发工资的时候,街上满街的人提着成捆的钱,但没用,因为工农业都破坏了。后来我母亲单位算是比较好的,不发工资,一个月发一袋米一袋面。我父亲那时候翻译这本书得了这么高两摞子钱,拿到市场上换了俩鸡蛋,他们俩人就把那鸡蛋戳在桌子上说:“这就是国民党,我天天看着它”。那时在重庆的大学教授都自己养羊养鸡种地,闻一多他们都是这样。你挣的钱没用,什么都买不了,我儿时就见过发薪日人们在街上提着两捆钞票。父亲在武大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方重让同学找一本什么参考书,他是想听方重讲课,但他那时真没钱,也买不起。他是从图书馆借了一本跟那书外表差不多的书,就拿那本书假装在那里看,他真想听方重讲课,结果被方重发现了。那时候老师还是挺严肃的,方重对他说:“你都上大学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个人你开什么玩笑,出去!”方重就把他轰出去了,他也不好说什么,那时很讲师道尊严。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在大街上看见老师老远就鞠一大躬。把他轰出去他什么也没说,乖乖地出去了。我父亲一点也不恨他。解放之后方重调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当系主任,有一次到北京开会,他特地到我们家。那天我正好在旁边玩,听见他给我爸道歉,“我那时候当教授还挣点钱,我不体会你们的情况,我那时候把你轰出去了,我后来也越想越不是滋味。”我爸说,“这个不能怪你,你严肃课堂纪律是应该的,我穷呢也确实穷,咱们谁也不应怨谁,要怨就怨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之间就有这么一段插曲,

问:另外一个跟您父亲交往比较密切的武大教授,朱利安•贝尔,您父亲跟您讲过吗?

答:讲过,父亲倒是长提到他。他这个人属于英国文化界最有修养的那么一批人,一般这种人都是正义感非常强烈。这批人当时在二战中,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正义感特别强,他也不考虑自己能不能打仗。贝尔先是在这儿教书,后来欧洲越搞越糟糕,西班牙又出了个法西斯佛朗哥,打起内战。西班牙人民组织了一个义勇军,接受外国人的帮助,来驱赶佛朗哥,当然主要是欧洲人。贝尔义愤填膺,他就去了,结果一到西班牙没上战场几天就被人家打死了,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文化人,不会放枪打仗。他就是义愤填膺,这也是个教训,人是个大好人,出身文化家庭,他本身也是个诗人,诗也写的不错,当时跟我爸的关系也不错,所以我爸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咱们孔夫子的《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他说这个“惧”,就是你临事要多考虑,想出有效的办法再去处理,这些人都有些鲁莽。这种人都有些诗人的气质,诗人都这样,贝尔也是这样。当然这种人你要跟他是朋友,他死了你也会非常的难过和思念。

问:贝尔在武大的时间是1935到1936年底,他在武大的任教期限还没有完成就离开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跟当时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凌叔华的恋情败露,您父亲有没有跟您提起过这段往事?

答:他倒也说过。当时有当时的背景,主要他们外国人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还是比较随便。当时还算是比较文明的,我父亲后来在剑桥大学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两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其中一个老头跟老太太是夫妻,另外一个老头一直喜欢这个老太太,当然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有一天另外一个老头就跟这个老头说,“我崇拜你太太”,这个老头也挺大方,他说,那就咱们三个人一块过吧,后来他们就住在一起了。当然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决不会发生的。 凌淑华的事,可能那时中方有些女士还是有些崇洋,对西方有一种幻想,觉得嫁给洋人很美。现在经过朝鲜战争,经过六七十年代,他们西方人把他们的青年人拿去当炮灰,他们的青年又搞什么嬉皮士、性解放,搞得乱七八糟,实际是在自我麻痹。我父亲那个时代,是所谓那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最后一波。可能贝尔对凌叔华就是这种感觉,没事出去溜达溜达,喝喝咖啡,甚至一块去旅行。当然这事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凌叔华她有丈夫,她丈夫有多洋他都不会允许的。凌叔华呢,是一个自认有才的现代派女人,有时候就有点不安分。也许他们没什么事,男人总希望有女人陪着,俩人又都有点“洋气”,随便。

问:您父亲和贝尔有过一段频繁的书信来往,这些信件现在还保留着吗?
答:因为贝尔离开中国后没多久就去了西班牙,刚上前线就被打死了。我父亲后来到英国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父亲到英国之后跟他们家族倒有些来往。但据我所知后来他们也没怎么通信的,因为他一回国就去参加了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还写了几封信,后来就没有了。
那些信好像没有保留下来。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写了两封,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中国,后来我父亲1943年去英国,他去的时候肯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带上。那个时候我跟我母亲都留在中国,好像也没听说过他保留过什么信。

问:您父亲对于王星拱是一个什么印象?

答:他也是挺崇拜他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科学方法论》,我是在旧书店买到这本书,读了以后特别崇拜他。

问:您父亲有没有谈到过陈西滢和凌叔华之间的一些逸事?

答:我父亲好像对这些事很少跟我们讲的,我也记不大清了。
(叶夫人:其实他父亲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因为他好像老说自己是放牛娃出身,是穷人出身。虽说他后来也当了作家,懂还几门外文,在那个圈子里混,但是他老是觉得他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从心里面很难融入那个圈子。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人。他并不把自己当做一个风流的作家,所以对这些风流韵事也不太关注,也不愿意多讲。他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
我父亲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人,你看,他懂七门外语,他有得写时就写,没得写时就翻译,他老有事干。他平时非常努力,对时间抓得特别紧。凌叔华这些人他都认识。在中国像凌淑华这类人,平时写几篇文章,有几篇还有些人欣赏,轰动了,她就很容易出名。所以你看像白居易的诗里面就说:“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彼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当时一个男作家要吃很多苦才能得到认可,它不像一个女的。你看一个女的有几篇文章,又叫什么小兰、小英,淑华,你一下就记住了。凌淑华就是这样,你看她写出了什么伟大的作品?当时还有徐志摩这些人都是风流才子,他们互相吹捧。后来徐志摩还去追林徽因,为了去北京给她的演讲捧场,坐飞机遇难殉情了。我前不久还就此写过一篇文章。现在有很多人还挺崇拜他,我就警告他们,你要崇拜他就要少坐飞机。

问:您父亲有没有谈到过苏雪林?
答:苏雪林,好像没有,印象不太深。

问:那当时跟您父亲来往比较密切的几位同学,比如谢文耀、林守正、李锐、朱九思,关于这些人您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答:他跟李锐、朱九思这些人来往还比较多。李锐后来没毕业就去参加革命了,他们当时还比较有共同语言吧,因为当时都比较年轻、正直。后来李锐还是中组部副部长,是一个大官,他当时做得还不错,还算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可是后来他们就交往不太多了,因为李锐后来就一直比较喜欢反潮流,我父亲就很不爱搞这些事,你又管不了政治,你从文学的角度可以对人民进行教育,可以提出一些批评。但你整天都指着毛主席的鼻子骂,指着共产党的鼻子骂,这些都不妥当。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让你总是指着鼻子骂的。应该多提一些有益的建议。
朱九思原来是华中工学院的校长。那是个很好的人,当时好像很励精图治,做了很多事,搞改革。当时也是咱刚刚改革开放,没到一定程度,那时候文化界真正有识之士都赞成他们。当时有的人跟他的观点不一致,反对他,因为当时反正是不够火候,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不理解,不适应。那时我们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看到温州商界有一些新的做法,他就说咱们这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说借用一些资本主义的方式经商,我们院还掀起了对他的批判,当然没有批判下去,大家确实都不感兴趣,他就是话说早了,这倒是一个经验。朱九思跟我父亲谈他的改革,我父亲挺支持他。他确实有那么个志愿,有那么个志气,他真想把华中工学院办好,可是好多人完全不理解。再就是中国有时候习惯和面子过不去,也许还有人存心害他。也是抢打出头鸟,欲速则不达。我父亲则是非常稳重。我要是当真想念华中工学院,没准我父亲会给他写封信,他也许会照顾,如果被谁知道了,人家要是想打倒他的话,这也是一条罪状。反正在中国,有时候这种事儿真不好拿。幸亏我没想进华中工学院。

问:你父亲在武大读了三年,1982年的冬天第一次回到母校参观,那您父亲这一辈子对母校是一种怎么样的感情呢?

答:他总是觉得他的根底还是在这儿打的!因为当时武大的功课也挺多的,选修选课挺多,他是在这儿建了广博的知识基础。那几个外国文学教师,,陈西滢也好,方重也好,外文绝对是权威。陈西滢后来到英国,英国也请他当教授,方重解放以后还是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当时这批人,都受到张之洞的感召。他们都是中国的一批精英,一批集中在北大、清华,一批就是集中在武大。

问:您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您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个儿子,您眼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答:他早期有一阵老跟我们说,什么席勒17岁就发表了剧本《强盗》,他老是说一些少年有为的人,当然那是我小时候,刚上学。他老是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早出成就。我小的时候,他有一阵子每天要我写一篇作文。他的规定很有意思了,他今天要求我的作文,不能超过五个“了”,你别什么什么“我办完了”“我吃饭了”“我什么什么了”,你今天就憋着别老“了了”的。接着就是今天不能超过五个“吧”,五个“的”。有一阵把我克的够呛。当然这种办法不见得合适,可是这也对你确实是个锻炼。今后你写信写文,就记住了少说废话,少最后加个“啦”,加个“了”,加个“的”。一篇文章用不到五个“的”啊,“了”啊,这都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这么克过我,那时候我又小,我一辈子就有这么个印象,你写东西,不要啰嗦,不要去加一些废话,加一些画蛇添足的词句。
他反正就是让我们朴朴实实的,就是说你不要乱谈政治,乱参政,乱写,你一定要有点真才实学。他总结他的经验就是:要重视政治学习,注意看报纸看新闻,新闻联播他是必看的,就是为了认清方向……(叶夫人:当时老爷子一看新闻联播,他就插嘴,他老爱做出评论,他爸就大声说他:不要说话,闭嘴,看完了再说)。他当时有个原因,他编外文刊物,他政治上必须把关,你要是说官话就是说他重视政治学习,就是希望能更好的为中国人民、外国人民服务,他并不是想在政治上钻空子,去找官当。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经验,我现在也特别重视政治学习,说实在的,我打心眼儿里也不想当官,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懂政治。再有一个,人生一定要有一点干货的本事,这样你好有饭吃,他懂七门外文,四门都能听说写译,那三门都能看。你看别的作家有的时候写不出来,写一阵,把前些日子前几年的经历都写完了,有时候就写不出来了。咱们中国现代作家懂外文的没几个,有的写不出来干着急,弄不好有的还中风了。你看我爸就是,他写不出来,就翻译,翻着翻着,受点儿中外文学启发,他再经过一段时期有些生活经验,就又可以写了。实际上,人生,你必须掌握点什么干货。你看文化大革命也把他下放了,后来要翻译毛主席诗词,就把他调回来了,又让他主持翻译。文革的时候,我父亲也被斗过,不过轻。,我为什么头一条说他不参政呢!那时有人把他历史也查了个底朝上,有时候经常斗着斗着就没话可说了!斗得没劲了,完了就找一个借口,散会。他被折腾过。那时他在外文出版局工作,外文局批斗局长时,他们也都陪斗,一般是在他们单位斗,那时常乱扣帽子,扣着扣着,好像又没劲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历史很清楚。这是他生活的较平稳,能做出一些成绩的原因。

问:那您在世界语方面,受您父亲的影响有多大?

答:世界语,他倒是没让我学,也没有说反对我学,我问他问题,他挺爱教的。他说,我不特别让你学什么。因为我们家有许多世界语书,我发现了,感兴趣,就学了起来。我学的时候,有时候不懂的问问他,看得出来,他很爱给我解答。后来他看我真正学进去了,他手头世界语杂志,世界语的书多,他给我了一些。他去世以后,这些书基本上就是我继承了。因为世界语是个理想,靠它赚大钱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反对我学,但他不会说,你非得学。我愿意为理想而奋斗,就一直在学。

问:后来您父亲翻译《安徒生童话》,还获得了丹麦女王颁发的“丹麦国旗勋章”。叶老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国内他的名声和他的成就是远远不能匹配的,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答:他出名最早就是因为《山村》这本小说,《山村》是他想向外国人介绍当时中国农村的情况和中国革命而写的,用英文写的,所以中国人看懂的不多。解放初期倒是有一个人,1950年代把它给翻成了中文,不过很快就绝版了。再说我父亲的书都是平淡白描,而且他写的很多东西,现在人多没见过,有的情节可能不太理解,真正农民愚昧的地方他也写了,那个穷困的地方他也写了。书中有个“菊嫂”,按那书上说是又漂亮又善良又勤劳,她跟那家的大儿子已经结了婚,大儿子进城了,受到革命者的教育引导,参加革命了,后来把他送到莫斯科中川大学进修,他革命修养越来越高,还交了个苏联女朋友,他后来领着赤卫队打回他们那个村,见着了菊嫂。他的妈妈希望赶快抱孙子。结果他见着菊嫂,却当众说,“我已经属于革命了,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了,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了,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同情中国革命的苏联女朋友”,他说完了没事儿,菊嫂当天下午就出家了。这种事儿那个时代确实有,我们不应回避这些个严酷的事实,要想解决问题,你还是应该把这些事儿说出来,才有可能解决。这种白描可能也不符合中国人喜欢看“大团圆”的感情,但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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