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叶君健的生平与创作
——北京市世界语协会2009年文化多样性系列讲座
叶念先
为了继往开来，我一直在总结前辈做出贡献的人和我父亲的经验，目的是不负前人，帮助来者。
我父亲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是一个特殊现象：他用中文、世界语和英语写小说，通过世界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
法语，丹麦语，意大利语等七门外语翻译世界文学名著。
我父亲1914年12月7日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叶家河村。这是一个地少人多，多丘陵地的华中农村。种
两季稻子，冬天种油菜，土是红色的，过去很贫穷，但红田埂、绿庄稼，风景很美。以致村里一些老人认为，美国的那个华盛顿也没有我们家乡美，摆脱了贫穷就更好了。父亲儿时在家乡种过地，放过牛，在私塾里念过几年书。那时私塾主要是让学生背诵古诗文，老师略作解释。父亲对这种背诵教育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儿时记忆好，先在脑子里装一些经典诗文，隋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消化，遇事更能有所判断，采取行动，比脑子里什么至理名言都没有好。那些古诗文也使他一生保持着中国人的道义观念、爱国和世界大同的理想。这也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的理想。
1929年，我父亲的二哥在上海做店员，把我父亲接到上海，送进中学。那时他15岁，乡下人的样子，说一口红安土话。他的同学中的富家子弟有一天在他背上贴了个条，上面写着“茶房”二字，并经常嘲笑他。当时上海的中学里很重视英文课，他的英文没有基础。他的一位老师主动业余帮他补课，补了两周后，老师对他说：“我也是个穷教书匠，你能每月给我14块大洋的补课费吗 ？”父亲计算了一下，14 块大洋当时是农民一年辛苦劳动的结余，自己每月拿不出14 块大洋。他给老师买了些礼物，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补课。这两件事给他刺激很大，使他下决心自己努力学习，并且要超过那些富家子弟，绝不在被人藐视中沉沦。
当时流行着一本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语语法》。这本语法的序中鼓励学生“胆大心细地学习英语，即大胆地说英语，用英语造句，然后细心地琢磨对错”。书中每一章的内容都深入浅出，例句丰富，每一章都有对学生鼓励的话。我父亲非常喜欢这本书，他用一个暑假的时间，通过这本书学通了英语语法。接着他读了许多英语范文，背了大量的生字，最后，他把字典里的生字划出来，背起了字典。那时他坚持每天早晨朗读英语，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通过自身学习外语听说的方法。他生前常对我们说:”我那时没有录音机和光盘，但我把外语学成了，还用外语做了许多事“。这时他每年寒、暑假都抓紧时间超前学习，每年暑假过后都跳一班，三年就从中学毕业了。
1932年，18岁时，他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当时系里有一些著名的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如，陈西滢、方重（建国后一直是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主任）等。在武汉大学他打下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
这时，他从茅盾编的《小说月报》上看到对世界语的介绍。世界语是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L.L.Zamenhof , 1859-1917）在1887年发表的国际交流辅助语。这种语言以拉丁-日耳曼词根为基础、构词和语法比任何自然语言都科学灵活，只需用学习其它外语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掌握。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有国际世界语协会，我国有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我国国际广播电台有世界语广播，北京有北京市世界语协会。世界各国的大、中城市里都有世界语协会。国际世界语协会每年在一个国家召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我国已召开了两次。这是世界上唯一不用翻译的国际大会。世界语在世界流行100多年来已在商贸、旅游、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科学普及等方面做出许多成就。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都翻成了世界语，包括我国的《三国》、《水浒》、《红楼梦》，现在正在翻译《西游记》。柴门霍夫还提出了世界语的理想：“在世界语的基础上，互相理解交流思想，各国人民心心相印，共建人类的家乡”。这首诗已成为各国世界语者相聚时必唱的会歌。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列宁、鲁迅、毛主席都支持世界语
父亲很希望向世界介绍中国。他虽然懂英语，但不愿用另一个国家的语言写作。他很快学习了世界语。1933年，19岁的时候，他用世界语发表了他第一篇短篇小说《岁暮》（Jarfino）。这也是第一个中国人写的世界语原创小说。《岁暮》描写一对农村夫妇岁末带着两个孩子从城里回农村老家。男的原在城里一家土特产商店做伙计，商店被倾销的西方商品挤垮，他被辞退。女的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就到城里富人家里做奶妈，奶被吸干了，也被辞退了。在回乡的途中，他们在一个山脚下砌石为炉，做了点小米粥。喝粥后有了点精神，男的就幻想起来：回到家乡后，亲朋好久不见，会请我们吃点好东西；我们结婚借了村长一些钱，我可以给他做长工偿还，干好了，也许还能攒点钱。城里土特产店如果再开张，老板一定会再雇用我。咱们克勤克俭，攒点钱，一定要送孩子上学。男的说着摸了摸口袋，发现只有三块钱。沉默了一会说：咱们赶路吧，于是一家四口消失在夜幕中。
1937年，父亲23岁时,发表了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Forgesitaj Homoj）。书中写的都是当时穷苦佃农、小买卖人、和小知识分子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为《结婚的故事》，描写一位50岁的佃农老马，一直没结婚，攒了一点钱，突然想到自己会绝后，托人介绍了一个40来岁的女子，结了婚。那女子很勤快，尽心伺候她，但干完活就坐在墙角发呆，绝不与他亲近。老马多方打听，了解到那女的是个寡妇，家乡有四个孩子。老马知道自己还是要绝后。先是气恼，后来病倒了。他奄奄一息时把媳妇叫到床前，对他说：“我们都是穷苦人，我不怪你。我还有了九块大洋，你拿去养活孩子吧“。
父亲的作品初看十分平淡，但确是白描，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底层人的生活。仔细品味，他还不只是诉苦，还给人们希望。《岁暮》中的男子有着美好愿望，老马把自己攒的钱送给了使自己绝后的妻子。父亲在《被忘记的人》的“后记”中说： “我在童年时就生活在小说集里的人物之中，他们大多逝去了，有的还在生活中挣扎。我希望在我的祖国的进步中，我们能‘忘记‘那些不幸”。这就是父亲写这些故事的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8 月，父亲从上海到武汉。在武汉参加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做国际宣传工作。当时他是三厅里唯一的英文翻译。他每天把中国抗日的新闻稿翻译成英文，交给外国记者。同时他还和一些世界语同志把新闻稿译成日文，由中国革命者、世界语者刘仁的日本妻子、世界语者绿川英子译成日文，向日本兵广播做反战宣传。当时侵华的日本军部人员到处寻找绿川英子，想杀了她。日寇没有找到她。她在战乱中得了肺病，由于生活艰苦，30多岁就去世了。
这时父亲还把一些抗日游击队员和进步青年作家写的抗日短篇小说译成世界语，总书名为《新任务》。国民党不断迫害政治部第三厅的人员，1938年第三厅解散，父亲去到香港，与国际友人、波兰后裔的爱泼斯坦一起编英文期刊《中国作家》，同时与朝鲜流亡政府的成员安偶生，匈牙利人布劳恩共同编世界语期刊《东方快讯》，销行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鼓舞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各国世界语者十分关心世界语书刊，并把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文章翻译成本国文字，因此，《东方快讯》当时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
当时欧洲反德国法西斯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处于相持阶段，一些人失去了信心，十分悲观。这时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详细分析了法西斯外强内虚的实质，说明反法西斯的斗争要持续一个时期，正义的抗争肯定胜利。当时廖承志把《论持久战》的文本交给我父亲，让他翻译成英文。父亲在香港租了一间废弃的卫生间，把《论持久战》翻成了英语，同时父亲还翻译了许多来自延安和抗日前线的文章，发行全世界，使世界人民对反法西斯斗争必胜提高了信心。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到了大后方重庆，在重庆大学外语系教书。当时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深恶痛绝国民党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到处讲演，大骂国民党。有两个美国记者采访马寅初，父亲给他们当了翻译，重庆大学就把父亲解聘了。后来父亲靠写作、翻译，在一些大学代课维持生活。1942年经复旦大学教育学教授马宗融介绍，父亲认识了我母亲，在作家老舍的主婚下他们结了婚。我母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父亲生前她一直辅佐父亲，帮他整理稿件，抚养我们。母亲70岁时开始写书，学画，75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小有名气的画家。她今年90岁了，去年还出了一本总结我们家经历的书。我想说，90岁以前的人都是前途无限量的啊，充满信心地生活、学习和工作吧。
1943年父亲应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到英国各地讲演，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那时中英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父亲的讲演对英国和欧洲盟国都是一种鼓舞。他常是日以继夜地做准备，有求必应，使许多英国人和在英国的欧洲人十分感动。英国报纸也不时登出一些他的讲演，使他在欧洲有了一些知名度。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得到英国“研究员基金会”的资助，到剑桥大学研究西方文学。在剑桥大学他接触到一些欧洲的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如，经济学家凯因斯、意识流作家沃尔夫，画家瓦涅沙、凯因斯的妻子，俄国著名芭蕾舞演员 莉迪亚。罗坡郭娃等。他主要研究了欧洲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法国的巴尔扎克、梅里美、丹麦的安徒生，古希腊戏剧、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他没有研究英国作家的作品，因为那时国内许多人只把英国文学作品当做学英语的资料，而且对其内容也缺乏共鸣（这种现象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宁姆。威尔士在斯诺编的《活的中国》的“后记”中也指出过）。父亲为了介绍中国，在英国用英文写了几本小说和一些文章。
父亲用英文写的、最引人注目的小说是《山村》。这本书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1984年还被英国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翻译成世界语，被国际世界语协会列入“20世纪东西方系列丛书”中。1982年父亲还应河南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发表了中文版。《山村》是父亲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描写1920年代前后，在南方的一个山村里，一个老农妇与他的小儿子、童养媳菊嫂和一位寄居于老妇家的、北方流浪来的农民老潘一家人的故事。菊嫂相当漂亮，心灵手巧，准备嫁给老妇的长子。长子因觉得未婚妻可爱，不能亏待了她，就到城里打工去了。当时交通不方便，一些城里人遇事都躲到农村里。老妇家经常接待一些城里来人，其中有被军警追捕的学生运动领袖，赤卫队队长，土匪头子，在军阀混战中败逃的官军等。他们各具情态，都能讲出一番经历。比如，学生领袖对老妇一家人说：“咱们都是无产阶级，我要叫你们每一个人同志”。败逃的官兵初到山村，声称自己是人民军队，秋毫不动，骗得村民尽力招待他们。他们吃饱了，还是疯抢一气离去。土匪来村只是借宿，他们知道村民一无所有，不抢村民，只拦路抢劫官僚和富商，似乎有着梁山好汉的传统。赤卫队长常男扮女装到各村镇去联系工作，有时也住在老妇家。菊嫂靠纺线织布补充家用，老潘帮她到镇上去卖。因为英美等国向中国倾销洋布，菊嫂的布越来越卖不出去。老潘有时拿出自己的积蓄，假装卖布赚来的钱，安慰菊嫂。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困苦。后来游击队占领了这个村子，老妇的长子就是游击队长。原来他进城后接触到进步青年，学了文化和革命道理，成为坚定的革命者，还被送到苏联中山大学深造。老妇以为他回乡要与菊嫂结婚，但他却宣布：“我已经属于革命，我与菊嫂已无共同语言，不能结合。我在苏联有一个女朋友，她同情中国革命，我们志同道合。”菊嫂在痛苦中遁入空门。后来官军又占领了这个山村，屠杀了一些人。老妇考虑小儿子已经长大，可能会被抓壮丁，决定到城里去找出路。于是她带着小儿子，一步一回头地告别了那个美丽、贫穷、多灾多难的山村，向城里走去。
小说仍用平淡白描的手法叙事，以老妇的家为舞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各色人物，既集中，又广阔。小说对我国传统的故事结局也是一个突破。传统的故事爱以大团圆为结局，元朝戏曲中竟然说白居易与那个弹琵琶的女子也结成了夫妻，这简直是自欺欺人。《山村》中老妇的长子并没有与美丽的菊嫂结为夫妻，虽然让人非常遗憾，但这是符合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的。鲁迅教导我们说：“要直面惨淡的人生”，决心去奋斗，才能建造幸福的生活。正是这种客观的白描，也是得到国外一些有识之士认可的原因。冰岛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霍尔多。拉克斯奈斯评论《山村》时说：“我觉得中国作家叶抓住了实质。他帮助我了解了中国人和一个古老的国家的一场大革命，关于它马克思并没有做出任何予言。这本书的故事浓缩在一个小山村里，读者可以集中地在这里看到中国革命初期阶段的一些变化，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超级庞大的国家里，革命是如何在农村中开展的。把这本具有真实意义的小说用冰岛文介绍给冰岛公众，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年底父亲就回到了祖国。父亲的《山村》在英国出版的当年被评为“最佳作品”，英国文化界都很惊奇，他们以为父亲会成为英语作家，甚至加入英国籍。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父亲那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深厚的感情。英国女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雷恩试图做出解释，她说：“我很赞叹叶的才华，我以为他会成为英国作家了。但是他的心（而且他写的题材）却是在中国，当那里的内战快要结束，蒋介石政权接近崩溃的时候，即1949年，叶就匆匆回国，支持那即将胜利的革命”。
1953年父亲发现一本前苏联出版的英文期刊《苏联文学》联想到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为世人所知。在英国时他的一位朋友把《打金枝》、《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翻成英文，引起很大轰动。欧洲人觉得这些故事有深厚的爱情，人伦道德，中国独特的浪漫主义。随着鸦片传偏世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是个莫名其妙的故事：两家贵族不知何故结仇，两家人见面就打斗。两家青年男女相爱，那个神父不去两家说和，却让朱丽叶装死，结果把罗密欧也害死了。中国人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颠倒的历史一定要重新颠倒过来。父亲向对外文委和作家协会打了报告，被批准创办英文版的《中国文学》，茅盾任名誉主编，父亲任副主编，负责中外文的定稿。这本刊物三分之一介绍古典文学，三分之一介绍“五四“以来的文学，三分之一介绍建国以来的文学作品。建国以后许多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这个刊物介绍到国外的。毛主席的诗词也是首先从这个刊物介绍到国外。《中国文学》开始时是季刊，后来成为双月刊和月刊，还出了法文版。我父亲1999年去世后停刊了。一些国际友人还期盼着能看到伟大的中国文学作品。
1950年代父亲在工作之余开始翻译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全部童话。父亲最早是从世界语的发明人柴门霍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了解到安徒生的，他立刻就喜欢上了安徒生的童话。安徒生与世界上其他童话作家不一样，那些作家大多是收集改编已有的民间故事。安徒生是个穷鞋匠的儿子，他童年时他的祖母给他讲过许多故事，使他也养成了听和讲故事的嗜好。他14岁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闯天下，一些好心人帮他学了文化，他试着写诗、写剧本都不成功，后来周游欧洲列国，同时不断钻研世界文化，祖母的影响促使他也讲起了故事，而且大多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他成功了。他的童话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文学性和哲理性的童话，大人小孩都爱读。父亲在英国时就决定要把安徒生的童话翻译成中文。他不时到丹麦访问，了解丹麦的风土人情，结交丹麦朋友。
父亲在翻译之前细心研究了安徒生的生平，并写了一本书《鞋匠的儿子—童话作家安徒生》。后来他用十多年把安徒生童话全部翻译成了中文。他自己是作家，能够体会安徒生遣词造句的意味，他的译文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
父亲在1992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四卷《安徒生童话全集》中对每一篇童话都做了评论。例如，他指出：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意义十分深刻：皇帝喜欢不断更换华服，两个骗子告诉皇帝他们能制作最精美的华服，但是浅薄的人是看不到的。于是他们向皇帝要了许多高级丝绸和钱财，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假装在制作衣服。最后他们把皇帝扒光，假装给他穿上华服，皇帝和大臣为了表现自己不浅薄，都违心地说“太漂亮了“。皇帝上街巡行，显示他的”华服“。街上的成年人为了显示自己不浅薄，也大其赞扬皇帝的衣服美丽。最后是一个妇人抱在怀里的小孩问：”皇帝为什么光着屁股上街？“才使高官和百姓惊慌起来。安徒生是不偏不倚的，只要是人类缺点，无论是王公还是百姓，他都要善意地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的真诚。
父亲指出安徒生认为“只有人才能改造自己的命运。要永远充满希望，看到光明”。我国读者熟悉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在除夕之夜冻死在街头，但她一息尚存时，梦到了爱她的奶奶，还幻想与奶奶一起进了天国。小女孩感动我们，不只是她的悲惨遭遇，更有她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也是对活着的人的希望。父亲还告诉成年读者：安徒生对欧洲的神话不像当时的浪漫主义者那么热衷。他那富于想象的活泼文体没有华而不实的地方，而是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和现实主义。安徒生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也想想”。这也是父亲非常喜欢安徒生童话的原因。由于他认真地研究了安徒生，并把他的全部童话精益求精地翻译成中文，1989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他丹麦“国旗勋章”，感谢他把一个小国有数的几个名人之一介绍给10多亿人口的中国人民。
由于父亲懂多种外语，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文化大革命”前他几乎参加了所有中国参与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和国际作家大会，足迹偏五洲，为中外文化交流，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情况作了许多工作。从在抗日宣传的政治部三厅时代开始，他就结交了许多国际文化人，如，美国女记者斯默特莱，爱泼斯坦、美国作家阿瑟。米勒，住在北京的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中国-比利时混血女作家韩素音、匈牙利著名世界语诗人尤里奥。巴吉，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俄国的帕斯捷尔那克一家人，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儿媳和孙子等。他与国际友人交往时总坚持原则，诚恳地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取得的成就和失误。使一些正直的外国文化人一直保持着对中国辩证的、客观的看法，保持着好感，相信中国能在不断地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和不懈努力中向前发展。父亲在国际交流中有几件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父亲在英国做研究工作时就认识女作家韩素音。那时韩素音在英国学医，因为都来自中国，他们就成为了朋友。1956年父亲到印度新德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韩素音的丈夫是印度人，她与父亲在印度相会。当时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一些印度人对中国人不友好，韩素音一时也不知应该怎样与中国人相处。当时她已多年未回中国，创作已近枯竭，甚至写起近于黄色的小说。父亲对她说：“你有中国血统，也在旧中国生活过，你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你还不了解新中国，你应该回去看看，端正对中国的态度。这样你的创作才会更有意义”。韩素音与参会的中国作家进行了友好的交往。后来她每年都回国一两次，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内容都比较客观，也有善意的批评。她回国寻访了她父亲的家族成员，写了自己的自传；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代来中国的外国人的经历，介绍过西藏情况，文化大革命，还写过一本毛主席传记。她的创作旺盛起来，她的作品在西方也受到重视。她与印度丈夫都成了中国的朋友。
1980年7 月 ，父亲随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到保加利亚亚瓦多纳市参加 63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的世界语代表团到会就散发了一份用世界语写的反华传单。在全球世界语界有个规定：不许攻击别国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父亲发现苏联的反华文章后就会同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向大会主席团反映了情况，大会主席团也觉得苏联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语精神的宗旨，就没收了全部苏联散发的传单。这种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意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更应注意，同时要采取适当有效的方法。
1982年5 月，父亲到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亚那参加国际作家会议。会后又到萨拉热窝参加那里的诗歌节。在中苏关系紧张十多年后，参加诗歌节的前苏联作家想与他聊聊，又不好意思直接找他，就托南斯拉夫作家牵线。父亲对南斯拉夫作家说：“作家也是人民，人民应该成为朋友，共同探讨如何建造美好的世界。我愿意与他们聊聊，共同克服不必要的成见”。于是他与苏联作家作了友善的交谈。他们谈论了俄国文学，甚至谈到中俄不会永远对峙下去。苏联作家很惊异中国人那么了解和尊敬他们的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和高尔基等。他们与父亲分手时说：“相见恨晚，我们应该保持接触啊！”孙中山说过：”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实现人类美好的愿望。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应有这样的认识和国际交往之道。
父亲建国以来一直忙于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编辑工作，还经常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因此他都是挤出时间写作和翻译文学作品。他曾戏说：“建国以来我服从国家的需要，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公做事。我一直是个业余作家。”但是他直到去世写和翻译了1100万字（那时还没有普及电脑）。这也说明，细心筹划，抓紧时间，人是能做出许多有意义的事的。
父亲很喜欢小孩，不时为儿童少年写和翻译一些童话、民间故事和儿童剧。这方面的写作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为成年人写作的作家们也为少年儿童写些东西，尽量扩大我们写作的素材和范围，使少儿读物的品种和内容多样化。他避开流行的童话，翻译了一些北欧和南欧的童话和民间故事。他认为这些地区正在代替英、德、法等所谓”老欧洲“崛起，应该让孩子们对这些地方有所了解，不局限于人们比较熟悉的老欧洲的故事。他翻译了一些挪威、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等国的民间故事。1991年中国儿童剧院还把他翻译的挪威民间故事《豆蔻镇的居民》改编成儿童剧上演，儿童们都觉得十分新奇有趣。
父亲还编写和改编了许多儿童故事。他说：它们在我的笔下都属于“再创造“，我根据自己在国内外的见闻和阅读对象，给予描述、铺演、解释和新的主题，是一种创作和推陈出新。在他写的儿童故事里有各国儿童—中国孩子、阿拉伯孩子、日本儿童、缅甸儿童、瑞士人、非洲黑人等。他说：要让孩子们尽早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世界的现实。交通和媒体使世界人民越来越接近，相依性也增强，要主动地了解世界，克服陌生和惊异，为建设和谐世界而奋斗。父亲儿童文学创作的宗旨对成年人也应该有所启示，成年人在当今世界上进修、学习、生活和工作也要自觉地开阔眼界。
父亲还发表过十多本散文集，如，《两京散记》，写他在北京和东京的见闻；《欧陆回望》，写他在欧洲遇到的人和事，还探讨了翻译和创作技巧。他指出：“革命理论和国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我国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翻译水平不很成熟，还是带来了影响。当前由于对外开放，国际各方面的交流，工业设备及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我们的商品出口，使我们的翻译工作更扩大了范围。文艺的翻译更要求信达雅，传神。这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提高修养，有科学精神，负起我们在现代生活中中外沟通的责任。
对于文学创作父亲说到：”我一提起笔，读者就站到我的面前了。他们当然是有一定文化、生活经验和智慧的人；我得承认他们的智力至少与我相等，可能超过我。因此我在纸上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时，就得老实，不能装模作样，故弄玄虚，更不能板起面孔教训人，或者只管发泄自己的怨气—文学应该有教育自己和别人的责任。我只用平直、朴素的语言，冷静，不动声色地讲我的故事，但这不等于没有诗意。我控制我自己不胡说八道，控制到冷酷的程度。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信，对读者有益“。父亲的散文集《地久天长集》等于是他的一本自传，抒写了他从青少年时代到晚年的经历和见到的中外人士和事件。他在序言中说：”近年我发现时间在从我的生命中偷偷溜走，而且很无情。我不禁要写点关于朋友和往事的回忆。我的朋友包括旧交、一面之交、精神上的朋友和不断结识的新交。我希望我与人世的友谊地久天长“。
1988年父亲发表了《寂静的群山》三部曲（包括《山村》，《旷野》，《远程》）和《土地》三部曲（包括《土地》二部，《曙光》）深入并且延伸了他在《山村》里讲的故事，书中人物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1998年英国费伯出版社把他的《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翻译成了英文。他们一直关心着父亲的创作
1991年父亲患了癌症，调养了四年之后有所好转。父亲抓紧时间，与母亲写了一本散文集《金婚》。这本集子的内容包括：母亲和父亲相识、结婚和生活的记录、教育子孙、学习写作、绘画、养花的经验；父亲特别描绘了他接触的普通人，理发匠、老中医、中国外国世界语界的朋友；还包括父亲、母亲共同访问丹麦、荷兰和英国的见闻。这是我父母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本书里的唯一的一本书。父亲在后记中说：“我们珍惜一场大病后剩下的这点生命，希望为人民再尽一点微薄之力，聊以自慰“。
1999年父亲的癌症复发，他在身上极其痛苦的情况下，每天仍坚持看《新闻联播》。他关心着国家的发展，还想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但1999年底，癌症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
老一代许多志士仁人带着深厚的爱国情结，勤奋地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我们的国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让我们共同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