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学习  

翻译研究

 

用世界语翻译中国诗歌的一点体验

 

徐 声 越


世界语一开始就以一种活的语言的姿态出现,是一种文学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和现在的许多民族语言一祥。Privat,在他的《柴门霍夫传》里说:“Li ĝin eldonis nur tiamkiam li sukoesis libere verki poemojn en la lingvo.”(他直到能自由运用这种语言来写诗的时候,才把它公布出来。)每个世界语者所熟悉的。 “La Espero”, “La Vojo”, “Al Fratoj” 都是柴门霍夫用来鼓励同志们努力推进世界语运动的诗篇。他所写的其他诗篇和同时的世界语者的诗歌作品,见于《基础文选》(Fundamenta Krestomatio)的共七十篇,都发表子一八九五年以前,也就是说在世界语公布后的八九年间。其中过半数是译自各种民族语言的,柴门霍夫本人就有八篇。而一八九四年以后,世界语革新运动(Reforma Agitado)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用来稳住世界语运动的阵脚,并显示出世界语的无穷活力的,便是柴门霍夫本人翻译的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Hamleto 的公开发表,它是按照原作的形式用五音步的无韵诗译成的。而Grabowski则是第一个以全付精力致力于诗歌翻译的世界语者。他译的波兰大诗人Mickiewicz的长篇杰作《塔陀须先生》(Sinjoro Tadeo), 多年来成为世界语诗歌的典范,许多世界语诗人都从它那里学习作诗的技巧,虽然某些方面,由于世界语本身的不断进步,已经觉得陈旧。他是世界语初期的语言巨匠之一,为世界语诗歌莫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诗歌名著译成世界语的相继出现,柴门霍夫自己还翻译了歌德和席勒的诗剧。后来如卡洛柴(Kalocsay)译的匈牙利大诗人Madach的《人的悲剧》和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地狱篇》,Rossetti 译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从Nekrasov译的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奥涅金》,都是非常成功的。而Grabowski除《塔陀须先生》以外,还出了一本包括译自三十三种民族语言的诗集 El Parnaso de Popoloj(集内附有少量译者本人的创作诗),这大概是最早的零篇诗歌的世界语译的选集。此后用世界语来翻译各国诗歌的更多。除散见于各种刊物上的零篇以外,历来所出的各国文选,如 Kataluria Antologio, Bulgara Antologio, Hungary Antologio, Ĉeĥoslovaka Antologio, Sveda Antologio, Angla Antologip等等,都包含大童的译诗,还有一些某一国诗歌的选译本,如 Szilagyi 的《匈牙利诗选》,或许多国家的名篇的选集,如卡洛柴《永恒的花束》(Eterna Bukedo),包含二十二个国家一百三十五位诗人的作品,也有某一诗人的选集,如 Knoedt Alves选集》和卡洛柴的《Petöfi选集》。而《恶之花》则是卡洛柴等合译的法国十九世纪名诗人Baudelaire的诗歌全集。以上不过随手举的几个例子,不能读原文的人通过世界语的译文可以欣赏到各国诗歌名篇,这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

我国的古典诗歌,历史悠久,篇什宏富,作者如林,是很值得向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广泛介绍的。然而由于文字的隔阂,国外人士知之甚少,徐了少数篇什过去曾有英、德、法语的译文外,流传甚少,而且大都出于外国人之手,辗转移译,内容形式都与原作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如 Ezra Pond 用无韵诗译的李白《长干行》非常出名,译笔高明,内容翔实,是英译中国诗中仅见的,收入《牛津现代诗选》,视同英语诗的创作。然而句法参差,形式与原诗不同,内容也偶有误解处,如“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二句。Arthur Waley

是最有名的中国诗的翻译家,译诗很多,大都采自由诗的形式,略取其意,写成自己的诗。有的诗,即使是比较熟悉这些古诗的中国人也辨不出原作是哪一篇。世界语译的中国诗,所见甚少,我只知道《永恒的花束》里有李白诗七篇:《月下独酌》,《悲歌行》(伪作),《将进酒》,《静夜思》,《秋浦歌》、《独坐敬亭山》和《山中问答》。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方面看,都是比较忠实于原作的。作为一个中国的世界语者,对此确有大量的工作可作,以本国人译本国诗,应该比外国人更合适一些。

三十年代初期,我还是一个世界语的初学者,曾经试译一些古代的小诗,发表在卡洛柴和巴基主编的《文学世界》上,这对我说来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却因此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本来应该把这个工作继续作下去,不久战火骤起,我的室庐书籍尽毁于火,窜身内地,把世界语的学习也完全丢了。直到解放以后,才重理旧业,陆续为《人民世界》,《人民中国报道》等刊物翻译了不少作品,但大都是现代诗歌和小说,只有一小部分是古典诗歌,后来Tikos同志把它们搜集起来,连同一些五四以后的新体诗的译稿汇集成书,在1977年打印成书,1981年又略加整理,由中国报道社出版。

这些译诗,说不上什么成绩,自己也不感到满意,现在 La Mondo 的编者要我写一点译诗的经验,经验说不上,却确实经历了一些甘苦,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也未尝不可。可是这里谈的主要是中国的古典诗,因为它跟西方诗歌的传统,区别很大,有许多地方值得翻译者的注意。

一、选材问题

选择哪些作品来译成世界语,首先要加以考虑。不是所有的古典诗歌都可翻译世界语,不能单凭个人的爱好或者原作本身的文学价值来选择。我们所以把一首诗译成世界语,主要是给外国朋友看的,而不同民族的人,具有各不相向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甚至世界观、思想方法都不大一样。有某些诗的题材是外国人所不能理解或不感兴趣的,加以这些原作的作者是上千年或几百年以前的人,他们的思想感情,有的甚至现代的本国人也不大理解,何况外国人!这些诗即使译得再好一些,也不大有人愿意读的。所以首先要选择能引起一般人的同感或兴趣的题材,这里我不举具体的例子了。

其次世界语虽说是国际语,基本上还是一种西方语,它的词汇、语法结构、表现方法等,和中国语绝不相同。中国诗的内容要穿上世界语的外衣,时常会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

有些作品包括很多中国特有的名物,特别是古代的,就不必去尝试。例如屈原的伟大作品《离骚》里面就有许多没法翻译的东西。开头叙述他自己出生的日期的两句话:“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用中国的现代语来解释,还要说上一大堆,更不用说翻译了。还有许多动植物的名字,连古人的注释也说不大清楚是什么东西。偶尔出现一次还好,多了就不大好处理。类似这种情况很多,这里也不一一列举了。

其次是多用典故的诗也不适宜于翻译,这样的诗宋代开始多起来。当然,《文选》里的许多诗,就往往满纸典故,不过那些诗的题材,也不大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姑且不谈。到了明、清两代有些著名诗人几乎无典不能成诗了。诗歌用一些典故,在西方人也是极平常的事。不过,如希腊、罗马的神话,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伟大文学名著中的一些人物和事实,在他们的读者是熟悉的,就是我们曾经涉猎过一点西洋文学、历史的中国人也不陌生。那些比较偏僻的,就非注不明了。而中国的典籍,外国人知道的甚少,这情况就绝然不同。

还有过多的人名地名也是令人头痛的事。我知道对待上列这些情况的普通办法是音译加脚注。但是偶一使用是可以的,假使多了,一首短诗里出现好几个不认识的字,加上比诗长好几倍的注,那是吸引不了多少读者的。

二、译诗的形式问题

世界语译诗的传统是尽可能地保存原作的形式。可是在这一点上,西方的译者也有时感到棘手,普通感觉到的有两方面。一是世界语的单字都比较长,所以原作一行诗的内容,在同样长的一行世界语诗里往往容纳不下,像 Grabowski 这样的高手,他译的《塔陀须先生》也不免比原作多出若干行来。二是世界语的韵窄,但丁的《神曲》是用三行诗(tercino)的形式写成的,它的押韵的方式是ABA BCB CDC… Kalosay译《地狱篇》时,竟发出了“没法找到那该死的第三个韵”的叹息。

这两个难题,在翻译中国古诗时更加突出。中国的文言文,本来非常简练,用在诗歌里尤其简练,五个字或七个字的一句诗,翻成现代的口语,可以拉得很长。旧体诗的语言结构的特点有好几方面。它的词汇,基本上是由单音节词构成的,它的语法结构比较灵活,主语常被省略掉,动词也是如此,前置词连接词很少用,冠词是不存在的,词性可以随意转化。有了这许多特点,所以可以把好多意思紧缩成一句五言诗或七言诗,即使从语法的观点来加以分析,必须增添好多字,才能说明它的语法结构。用语法结构非常整齐划一的世界语来加以翻译,同样长度的一行诗是怎样也容不下的。但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一句完整的古诗、译成世界语,只要两三个字就够了,但这毕竟是少数。

其次,中国的诗韵最宽,因为是单音节字,又无所谓重音,只分四声,每一声的韵母相同的字都算是同韵,所以押韵最易,古人的五十韵百韵的诗是常见的,清初朱竹坨的《风杯诗》长至二百韵。这在欧洲语言是绝对办不到的,世界语更是如此。

由于上述的种种情况,要完全按照原作的形式是不可能做。

我过去习惯子用 versformo来翻译古诗(即使在译五四以后的新诗,也选择形式比较整齐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又有意地把它弄得比原文更整齐一些)。在音节方面,基本上保特原作的节奏,因为中国诗的语言简练,翻译时便用音步来代替音节。譬如五言诗译成五音步一行,七言诗译成七音步一行的诗,如果长短句的诗,每行都准此办理。用韵方式,除绝句遵照原作外,八句以上的诗则每两句连韵或隔句用韵,大多数两韵一转。这样,粗粗一看,与原作的形式相仿,其实并不一完全符合。五七言古诗的节奏,本来是很自由的,我也用格律诗的节奏来翻译,为的是更像诗一些。尽管如此,同原诗的形式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并且由于韵律的限制,虽然用了不少力一气,其结果并不令我自己满意。

所以后来在翻译毛主席诗词的过程中,我虽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却提出了用散文来翻译的建议。这固然由于散文译对原作内容比较说不致过于失真,一方面也由于亲身的体会,用诗体来译诗,无论怎样放宽尺度,终究是一件吃力的工作,而且很难讨好。同时,用散文译诗有许多出色的前例。小泉八云 (Lafcadio Hearn) 说:世界上译诗译得最好的是法国人,他们一般都采取散文的形式。歌德也说过,他读 Neval 译的《浮士德》(以散文为主)比读他自己的原作还喜欢。

那么,我为什么不用散文来翻译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有一个成见:诗看上去总得象个诗,译成散文,一看就觉得面目全非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散文译并不比诗译容易,也许更为艰难。因为诗的格律形式,固然给译者以许多束缚,却也给译者以一些掩护,如果韵律不差,文字通顺,在内容上不过于失真,也就对付过去了。倒是藏拙的一法。若写成散文,便一点都不容掩藏,要使读者读起来有诗意,要不失原作的神味,要作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比之写-首平头整脸的格律诗还烦难。并且散文译只能解除一些韵律上的束缚,至于内容上的困难,如古代的名物、典故等等,仍旧不能解决,所以不敢轻于尝试。

近来对这个问题反复思索,有时也作一些试验,觉得专用格律诗的形式来翻译,确实路子太窄,可译的诗实在太少,不妨作一些其他的尝试。中长篇的古诗,尤其是五言的,可以用五音步的无韵诗翻译,长篇的七言歌行之类,则可以采取散文的形式,至于五七言绝句,用格律诗来译,困难不大,短篇的五七言古体也准此,这当然只是一种设想,不是什么硬性的规定,一切要根据每个作品的具体情况来作出抉择。但我反对用散文的形式按照字面来死译硬译,这就不能不要求译者对本国和外国诗(原文,包括世界语作品在内)有一定的素养,能领略其神味和表达方法,小而至于练字琢句之类都不能忽略。

上面所说是我根据经验得来的粗略的体会,供爱好诗歌的中国世界语者参考,希望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本文原载《世界》杂志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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