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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Wenhui pri GULIK
Erotikaj bildoj iam tre raraj,
sed nun popularas jam ordinaraj.
Nub-pluvojn tro oftajn cxe Wushan-monto,
rigardu nur scenoj familiaraj.
--- esp-igis Ecxino

咏高罗佩
A*片如今只等闲，春*宫当日网罗难。
巫山自古多云*雨，须作人情世态看。
--- 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参看884 百年华诞高罗佩Centjara Gulik 2010-8-9 2:19:25
http://www.elerno.cn/bbs/dispbbs.asp?boardid=10&id=17943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448682/
 2010-11-06 17:23:26 来自: aaaati
  
 标题：【杂谈】胡文辉先生《现代学林点将录》之海外篇（19位）
　　
　　文辉按：“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共一百零九位。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论现代学术史，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故别出心裁，突破体例，另选择有重要成绩及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  副榜头领之十　河北降将金鼎　高罗佩
　　
　　高罗佩（Robert H.van Gulik，1910－1967），号笑忘，室名吟月庵、集义斋、尊明阁；荷兰人。
　　欧洲早期汉学的成立，入华教士实功莫大焉，故称为传教士汉学；其次驻外机关或殖民政府亦有助力，可称之外交官汉学。荷兰势力早在十七世纪即侵入远东，由于殖民地统治所需，汉学风气开户甚早，而高氏即承此余绪；在学院派汉学占据主流的二十世纪，他游离于外，一士翩翩，实代表外交官汉学的末代辉煌。
　　高氏幼年随父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生活，返国后就读于荷兰汉学中心所在的莱顿大学，主攻法学，并接受汉语的系统训练；复往乌得勒支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随即供职外交机构，长驻东京，屡访中国，官至驻日大使。
　　二战以后，东洋时局艰困，古物多出，高氏屡获旧刊房中秘本，更在1950年购藏京都旧族散出的晚明春*宫版画册《花营锦阵》，遂触发他作相关探讨，次年完成《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杨权译），辩驳西方对中国人性*生活的厚诬，指出“中国房室之私，初无用隐匿，而可谓中华文明之荣誉也”。全书计三卷，卷一为研究部分，包括性*学文献概述、春*宫画简史及《花*营锦阵》文字注释；卷二、卷三为资料部分，除《花营*锦阵》原始图文之外，上至汉唐医籍，下至明代小说，皆予选录。此后他继续钻研，扩张旧说，十年后复公开刊行《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李零、郭晓惠等译），综论上古至明代的性*文化史。以上两书，为空前的中国性*史专刊，一举填补中外学界空白，价值自不待言；至九十年代联翩引入大陆，又正切合当时性*启蒙的潮流，影响之巨，尤罕有伦比。
　　按：脐下三寸，两腿之间，在中土虽亦为雅俗同乐，却非儒生学问之所系，迄于近代，观念始变。如叶德辉刊印《双梅影闇丛书》，马廉集古代色*情小说（故斋号“不登大雅堂”），周越然藏中外“淫*书”与“性*书”，姚灵犀纂《采菲录》、《思无*邪小记》，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皆已涉性学樊篱，惟未成系统，如初上梁山，羽翼未丰，终待高氏始一统江湖耳。
　　高氏以性*学驰名中外，而事出或然，实非本业。他少年时代即研习中文、梵文，另通晓印尼、日、藏等十余种语言，其博士论文《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考掘印、藏及东亚的拜马信仰，专著《悉昙——中日梵文研究史论》为悉昙学（梵文字母研究）的开创之作，皆有赖其通贯的语文能力。而《房*内考》所附《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亦得力于此。此外，他早年专攻法学，故又曾译注宋人桂万荣的狱讼案例集《棠荫比事》。
　　作为个人，高氏最特异处，尚不在其中国知识的博洽，而在其中国文化素养的全面。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能说汉语未必能写中文，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不仅非任何汉学家所能及，在现代中国人之中亦属罕有。而且，他身为西国官员，下笔每称“吾华”如何，开口即道“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之类，更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若有继陈垣而作《现代西洋人华化考》者，自不可无此公也。
　　而高氏论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以一己的中国趣味为本位，好之乐之，进而学之知之。他好古琴，故有《琴道》，并译注嵇康《琴赋》；好书画，故有《中国绘画鉴赏》，并译注米芾《砚史》、陆时化《书画说铃》；曾养长臂猿为宠物，故有《长臂猿考》。此外，他因喜爱侦探小说，曾将唐代狄仁杰的通俗故事铺衍为百余万字的《狄公案》系列，以西洋探案小说传统糅合中国古代社会风情，在欧洲风靡一时，遂以一身而兼为外交家、汉学家、小说家，尤为不可及。
　　高氏在荷兰就学时曾与孀妇相好，第一次驻日又与日女同居，至抗战时乃与吾国闺秀水世芳在重庆结褵。则其于学问、于趣味、于婚恋，皆无不以中国为归宿。
　　按：西洋汉学家多有择偶于华裔名媛者，如德国艾克（中国建筑、家具）、傅吾康（明清史），瑞典马悦然（古汉语、中国文学），美国牟复礼（元明史）、墨子刻（中国思想史）、魏斐德（近代史）皆是，盖此于生活治学，实一举两得；至于李约瑟与鲁桂珍同治中国科技史，宇文所安与田晓菲同治古典文学，则更可称琴瑟和鸣矣。
　　荷兰汉学家又有高延（J.J.M.de Groot），在中国宗教的田野研究方面实为先驱，于婆罗洲华人公司的钩沉也有特殊贡献，至今虽寂寂无名，实未可轻也。
　　诗曰：A*片如今只等闲，春*宫当日网罗难。巫山自古多云*雨，须作人情世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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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 estas la Majstroj?　大师们到哪儿去了呢？

学林点将，新鲜著作。
大师辈出，灿若星河，
考其年代，纷飞战火。
民不聊生，苦难偏多。

今昔对比，不知为何。
有了高楼，安乐之窝。
大师踪影，杳如黄鹤。
令人不解，岁月蹉跎。
--- Ecxino 2011-01-26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yssp/2010-11-23/content_1258088.html
大师哪儿去了？有趣的《现代学林点将录》
2010-11-23 00:00:00  来源：人民网
《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时说的话。如今这句话常常被我们用来批评高校建设只顾硬件不重教学、师资的毛病。我在读胡文辉的新著《现代学林点将录》之时，看到他所评点的那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想到了梅先生的这句话，联想到当下大师凋零的现状,不由得一阵伤感涌上心头。

　　《现代学林点将录》是一部颇为有趣的书。这部书借鉴了《水浒传》中梁山泊108将论星属、排座次的方式，盘点了晚近以来学林中的诸多重量级人物，并且兼顾了海外卓有成就的汉学家。“点将”从形式上看颇有游戏的味道，但作者所下的功夫却很难等闲视之。因为不仅需要对所点之将生平大事了如指掌，更要对其学术成就、局限、乃至缺失都能做出公允之论。从这本书来看，作者做到了这一点。在体例上，以人为纲，每次点将，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就和地位，然后辅以轶事逸闻，知人论世，最后再附以作者的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作者下笔非常慎重，一字一句皆求来历分明，篇末所附的注释往往比正文还长。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严格秉持了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比如，对最近几年颇有过度美化之嫌的季羡林先生，他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季氏晚年地位尊隆，发言作文太易，而不知藏拙，以考据家的素养侈谈义理问题，鼓吹‘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中西文化的关系是轮流坐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虚骄肤浅，较之梁漱溟式的文化观犹等而下之。论其言，即鲁迅所谓‘专门家的话多悖’；论其行，则近乎周作人所谓‘老人的胡闹’矣。”这段批评不可谓不严厉，没有丝毫为尊者讳，可谓不刊之论。

　　此书并非没有遗憾。一是书名中“现代学林”四字颇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纵论天下豪杰的气势，但现代学术分门别类，举凡政治、社会、法学等等，难以一一道尽，各有胜场，然该书限于篇幅、体例，所点之将却是以古典文史之学为重，似乎颇有名不副实之感；另一个“遗憾”是作者所点之将让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感，比如经济学里点了张五常的将，却未点杨小凯，舍小凯而取五常，不知何故？后者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上的成就举世瞩目，如不是英年早逝，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相当之大。当然这“遗憾”，最根本的缘由可能是标准之不同，而读者也口味各异吧。

　　读毕此书，想到了少年时候读《封神演义》结尾时的情节：姜子牙沐浴更衣，绕台三匝，然后登台评点各路豪杰的前世今生，何去何从。《现代学林点将录》也让我有了这种感触，对我来说，最大的感触就是，看着这些灿若星河的大师，为什么在那些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里，我们反而拥有他们，而今天，我们有了高楼，有了安宁，他们却到哪儿去了呢？
来源：人民网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58226
高罗佩其人其事
严晓星
　20世纪的汉学家中，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尤为引人瞩目。
　　高罗佩的著述，有人做过统计，涉及语言、宗教、民俗、美术、文学、音乐等等门类，其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堪称代表作者，为《琴道》、《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后二者的诞生也许出于偶然，却是中国性学的现代开山之作，均已译为中文梓行；前者是第一部介绍古琴艺术的西文专著，迄未见有译本。
　　这三部著作，可谓集中体现了高罗佩的志趣。如果说早期汉学的研究和传播者以来华的传教士与外交官为多，间有少数冒险家与旅行者，那么到了20世纪中期高罗佩成长与活跃的年代，汉学主流早已为学院人士所占据，高罗佩的眼光、趣味，显然与之迥异，成就高下亦不能简单判别。
　　胡文辉兄著《现代学林点将录》，于高罗佩其人其学的概括极为精当：“作为个人，高氏最特异处，尚不在其中国知识的博洽，而在其中国文化素养的全面。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能说汉语未必能写中文，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不仅非任何汉学家所能及，在现代中国人之中亦属罕有。而且，他身为西国官员，下笔每称‘吾华’如何，开口即道‘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之类，更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若有继陈垣而作《现代西洋人华化考》者，自不可无此公也。”他这样的趣味与素养，注定了他不可能在某一项领域皓首穷经，而只能在游艺之余，兴之所至，发而为文。这样的著述动机，亦纯然是“吾华”文人的，而非现代学者的。
　　如果仅看高罗佩的旧诗、古文、书法、绘画，谁都不会想到，他竟然是一位高鼻深目的西方人。不过，诗文书画之类对旧式文人来说是看家本领，新派人物亦不乏个中能手；而古琴，即使在多数文人中，也算得上一门珍秘而稀罕的高雅技艺———据《今虞琴刊》的统计，抗战爆发前夕全国能操缦者不足三百。因此，古琴为高罗佩赢得的关注委实不可低估，他所留下的中文资料多见之于琴人，亦非毫无缘由。可以想象，抗战后期，当高罗佩以中国传统文人的姿态悠游于陪都重庆知识界，中国文人学者不仅有引为同调与知音的欢喜，也不无斯文未灭的安慰。而他搜集清初东皋禅师资料，原本只是留意古琴在日本的流传史，却为中国学人发掘出东皋抗清失败而东渡的秘辛，以标榜忠义———这一抗战期间的现实需求，竟然也是由闲情逸致而不经意得之的。
　　高罗佩的诗文书画难得一见，琴学性学著述知道的人则多些，但如今一般读者记忆中的高罗佩，多半与他写的狄公案系列小说联系在一起。写过小说的汉学家不止高罗佩，但以小说而赢得广泛声誉的，唯有高罗佩一人而已。后人编辑的高氏著作目录，以狄公案系列小说单独作为一项，与其所著译之书、单篇文章并列，大约以为非关学术。但是，这批小说既然以唐代为背景，以狄公为主人公，便处处难脱中国的历史文化、民俗法律，似是而非固然免不了，没有一定的汉学功底却也寸步难行；何况对高罗佩本人来说，无论是学术还是小说，他所想表达的趣味恐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近30年来，高氏所著狄公案在中国本土一再刊行，且多次翻拍为影视作品，风头远胜于数百年来中国作家所创作的各种长短不一的狄公探案故事。高罗佩地下有知，按他的个性，不知道会得意成什么样。
　　高罗佩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又遭逢战乱频仍的年代，接着天地玄黄，江山易手，在中国大陆，人们对这位“帝国主义分子”自然不愿涉及，比较重要的记述多见于台湾，其中以陈之迈所写的长文《荷兰高罗佩》（1968年11、12月，1969年1月连载于台北《传记文学》总第78、79、80期）最为详尽。陈之迈从事外交，是高罗佩的同行，又是高罗佩的友人，他的这份记录堪称全面而权威。40年来，几乎所有介绍高罗佩的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取材，甚至改写倒卖。时至今日，其内容固已多为人知，但作为第一手材料，其价值仍不可替代，亦有介绍给读者的必要。
　　《高罗佩事辑》这本即将在2011年新年出版的小书，属于“海豚书馆”系列之一，汇编了目前所见的他人所写涉及高罗佩的第一手中文资料。也就是说，高罗佩自己的中文作品（如《〈琴道〉后序》、《〈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自序》）以及涉及他的外文资料（如未译成中文的英文传记，或已经译为中文的岸边成雄《江户琴士探源》），皆不在此列；而西人的回忆，只要是直接以中文写成，如蒲乐道（John Blofeld）《老蒲游记》中的片段，亦予搜罗。
　　今岁正值高罗佩诞辰百年，谨以此文和《高罗佩事辑》，纪念这位在精神上入籍“吾华”的西方人士。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