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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毛选》五卷翻译 Kuntraduko de la Kvina Volumo de la Elektitaj Verkoj de Maux Zedong (1977)
1976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使十年之久(1966-1976)的浩劫得以结束。“四人帮”被打倒了。正好徐道荣因出差来到我这里。我们登上公园里的一座小山,从广播里听到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的实况转播,心情十分激动。全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了出来。我们赋诗唱和,欢呼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我有一首七绝写道:
大治之期欣有日,东风催放花万枝;
但看满园春烂漫,嫩红老紫竞芳姿。
徐道荣的和诗是:
以求梦寐盼治日,共赏春暖花万枝;
爱世倍朗多俊杰,且看华夏展雄姿。
他把Esperanto用汉字音译写进第三句,音意双关,特别令我喜爱。
1977年4月15日,《毛选》五卷正式出版发行。在方老的相约下,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从第二天(16日)起就分头动手各译部分成世界语寄往北京外文出版社,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劳动,我胜利完成了出版社分派给我的三万多字的世译任务(记得第一篇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得到了一封从北京给我寄来的感谢信。回想起我第一次用世界语给北京写感谢信,到现在收到北京给我的感谢信,正好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年头(1956-1976),心中十分欣慰。因为二十年来,我未曾有一日间断过世界语的学习,今后也永远不会停止向新的高峰登攀。
《毛选》五卷的命运有些奇特:它只出了中文版,外文本的翻译虽然已经完成,但还来不及出版时就被叫停,因为书中的文字已经跟不上迅速发展变化的时局了。那时《EPCx人民中国报道》出版的周期也不够快,从毛主席去世到悼念特刊出版时,对悼念大会现场照片上的政治人物就不得不进行挖剪。那时没有电脑图片加工软件Photoshop,用手工剪裁删除的痕迹明显粗糙而不美观。许多年后的读者若是见了,一定会迷惑不解吧?
* 四十回首意更坚 Rekomenco ekde 40-jaragxo
敬爱的方老Tikos在文革期间,以“油印信”和出版油印丛书的方式,帮助大家的世界语学习。1977年末至1978年初,在与他有通信关系的“好世之徒”们中间,发起过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世界语和我》。我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积极参加。可是那些在文革时迫害过我的人,这时又对我进行新的迫害。这些人按“两个凡是”的精神,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把我非法关押。这时我已经度过了十年炼狱,生活在群众之中。我曾经在劳改中搞技术革新,发明了本行业无先例的专用工具,被推广到外地外厂使用。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极好的口碑。尽管厂里的党政领导视我的世界语学习为不务正业,但群众们却认为我懂得“世界”的语言,而非常佩服。他们常常让我翻译手表上的外文,见我能够当场回答而高兴不已。我在关押期间的思绪,后来被写进《秉笔忆征程》这篇文章里: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他又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觉得这一段话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适用于世界语者。我的朋友鄢明伦就曾经收到过一位外国世界语者的骨灰。死者生前和中国朋友通信,死后还留下遗愿要把一部分骨灰洒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面对这位外国朋友的骨灰,不禁为他的广阔胸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情谊而洒下了热泪。这样一些感人的事例,在我们多年的世界语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为世界语经历了坎坷,世界语也带给了我们珍贵的友谊和欢乐。我丝毫也不惋惜成为了一个世界语者。诚然,世界语者并非完人,更非超人,但现阶段的世界语者,确实无愧于鲁迅先生所说的:“都超乎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我为此感到幸福和骄傲。我将为了祖国和人类的幸福,继续用世界语坚持工作、学习和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秉笔忆征程》是我被释放后一气呵成写成的。回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四十岁的生日。我虽然痛惜民族和个人的大好岁月被无端蹉跎,但也预感到国家前途的光明。那一天我写了组诗:《登攀·四十述怀》(1978-02-03)
(一)征途崎岖莫喟然,英雄玉成靠艰难。登攀总要多努力,坎坷历尽是峰颠。
(二)已到峰颠莫息酣,应知山外还有山。脚下只是新起点,揽月更在天外天。
(三)四十回首意更坚,豪情未减志九天。雄心但愿人长久,登攀再继四十年。